五、隔閡
青澀、鬥爭、病院、鄰居

　　高中我考進省立成功中學，校園座落在台北市區內，四條馬路緊逼著圍牆，牆內則被三棟呈「杯形」的建築塞得滿滿的，甫進校門便覺得喘不過氣來。
　　一進大門是棟兩層的樓房，行政部門、初中部及高二、高三都在這裏。樓房隔著一個小小的操場，與一排平房相望，那平房就是我們高一新生的教室。右側底端還有一排老舊的房子，既破舊又不起眼，是圖書室、體育處等單位的辦公室。不論是環境、校園或教室都遠較附中遜色，令人覺得有無限的委屈與壓迫。
　　可是，我沒有什麼好抱怨的，成功中學是我的第三志願。以自己的成績，能考上省立高中，也該偷笑了。
　　十六歲正是人的青春煩惱期，身體不斷地生長，心理隨時隨地要適應新的變化。智力才剛由牆角露出頭來，說懂不懂，卻又自以為是。這是人最脆弱的一段時期，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。往往因為一點小小的事故，就決定了終生的方向。
　　我看過歌德的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，我的煩惱雖然不是來自異性。那種無奈感卻是同樣的牽腸掛肚，難以釋懷。由於武俠小說的天地距離現實生活太遠，我成功地避過了最艱險的一段。甫回到人間，就感覺到家中正瀰漫著一股不祥的風暴。套一句行話，似乎正是危機四伏，一副天劫將臨的末世光景。
　　偏偏這時我又換了一個學校，在陌生的環境中，我更感到惶恐，不知如何適應。這三年高中的歲月，剛剛要跨入人生，卻是我生命中最難度過的低潮。好幾次我準備離家出走，也曾經有幾次，打算了結自己的無助的生命。
　　台灣地處亞熱帶，終年潮濕多雨，在低氣壓籠罩下，常逼得我喘不過氣來。我酷愛那颱風到來的蕭條淒涼，每次水災我都自動到警察局，請求加入救災行列。因為我沒有勇氣親手結束自己。想像著洪水捲來，我隨波而去，倒是分外的瀟灑。
　　我準備了一個小箱子，全部財產是一套捨不得穿的制服，和一些視為至寶，其實是破銅爛鐵的工具。我以為萬一出走，起碼可以靠它們謀生，準備時機一成熟，就遠走高飛。但是，我無法確定何時是適當的時機，我知道父親在各界的影響力，因此白天不敢逃跑。而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，晚上有宵禁，走在街上有可能隨時被警察解遞回來。
　　開學不久後，有一個深夜，我認為時機已成熟，可以試試。我要一直走下去，走到大地的盡頭，如果遇到絕崖，就此一躍而下。即使下面是大海，也可以無憾地飄浮而去。
　　我拎著小包，特意避開了松江路派出所的正門，走進一個巷子。
　　沒走幾步，就出現了一位警察。他問我：「小朋友，你上哪兒去呀？」
　　我心裡早有準備，就說：「家裡太熱，出來走走。」
　　「你家住哪兒？」
　　「一百廿五號。」
　　「啊，你是秘書長的公子囉，天太晚了，你還是早點回去吧。」
　　我沒有答腔，心裡想著，說不定全台灣的警察都認識父親，也都知道他有個不肖的兒子，看來我這一生是逃不出他的掌心了。
　　「怎麼？」他似乎很瞭解我家的情形：「又受了委屈？」
　　我忍淚不言，他嘆了口氣，說：「我真羨慕你，至少還有個地方吃飯，避風躲雨的，有人供你讀書。我十多歲的時候，因為受不了父親的管教，一個人跑到北平去。唉！我以為出來混個溫飽很容易，沒想到連討飯都討不到。後來受不了，想回家時，東北已經丟了，沒辦法只好當兵。混到現在，你說我還有什麼希望？」似乎他比我還要悲傷，唉聲嘆氣的，我不禁同情起他來了。
　　「你離開家時，有多大年紀？」我有點好奇。
　　他想了想，說：「大概就是你這年紀。」
　　我一看居然還有人和我的遭遇相似，心裡就不再那麼絕望。又聊了一會，覺得自己雖然痛苦，但與他一比，卻又幸福得多，也就打消去意，回家去了。
　　多年後，我和曾是警官的、遠房堂兄志學聊天，談起這段往事。我認為因為當時得到了對方的「共鳴」，所以度過了難關。
　　他笑著說：「你上當了，我們警察教育中，專門有一門對付離家出走兒童的攻心法。你以為那麼巧，人人和你一樣？」志學畢業於湖北警官學校，對這種事情好像司空見慣。
　　「我不相信，你怎麼能肯定他說的不是實話呢？」
　　「你們住的那一帶都是政府要員，警察當然也經過特別挑選。按照他對你的說法，他十多歲離開家，到現在應該只有二十來歲。松江派出所那些人我都認識，最起碼都有三十出頭。」

　　我在台灣尚有位親舅舅汪泰彥，是母親最小的弟弟。因為一直住在鄉下，沒有機會接受教育。剛到台灣時，母親便央求父親把他從江蘇家鄉接出來。他來台後，父親認為舅舅人太老實，又不識字，便叫他留在家裡讀書，同時替父親開車。舅舅不願意，他想外出拜師學一門技術，後來果然成了大廚師。每年過年，唯有他給我的紅包最大。
　　我經常到他餐館裡找他，當然是為了解饞，舅舅總會給我切一盤醉雞，然後聽我訴苦。
　　有一次，家裡實在待不下去了，我求他給我找個小工做。舅舅一再勸我，叫我先把書讀好，否則在社會上一輩子受人欺負。
　　這些話我當然聽不進去，就憑那個大紅包，我認為舅舅比其他的親戚都神氣！舅舅說不過我，後來終於同意了。每當我受到委屈，就到舅舅餐館去吃一餐醉雞，順便打聽做小工的事。舅舅總是安慰我說快找到了，下次來再說。
　　一次一次「再說」的結果，危機度過了，做小工的心也漸漸地淡了。
　　由於心理的不平衡，我必須找到一個發洩的管道。小說已經不能撫慰我狂躍的血脈，陌生的新環境更顯得疏離。最令人心慌的，是身體內無處不在的生命力，刺激著神經，逼迫著肢體，隨時隨地可能迸發出來。
　　我已習慣於壓抑，大批的救火隊員，每天忙碌不堪地澆灌心頭的烈焰。學校的課業宛如堆積如山的枯柴，師長的教誨則似山頭的焚風。不僅對我沒有一點助益，反而風助火勢，我這座荒山，日復一日地接受各種煎熬。
　　由於學校小，教室旁邊就是運動場，四個籃球場位於心臟中央。在附中時，我連班隊都夠不上，只有撿球的份。有一次，連我在內的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，偷偷摸摸地報名參加在「三軍球場」舉辦的比賽。目的無他，只因在學校沒有機會正式上場，何況三軍球場在室內，只要能在裡面投一次籃，也覺得不虛此生了。
　　早就知道會輸得很慘，心理倒很坦然，抽完籤，第一場對手竟是上一屆初中組的冠軍文山中學隊。結果受惠最大的是我，因為我根本沒把去「三軍球場打球」當作比賽，也懶得管文山中學是何方神聖。比賽時，我們隊上只到了六個人，我則是生平第一次，不僅在「有地板」的球場中足足打了四十分鐘。而且居然還有正經八百的裁判、計分員，以及全場一邊倒的同情弱者的啦啦隊。
　　我設法向一位任職聯勤的親戚要了個橡膠籃球，那個球有很多優點，每天上學時一定要先打足氣，到了放學時必然會漏得又乾又癟，可以塞在書包中。這還不說，如果打完球忘了收走，一定會有同學路不拾遺地物歸原主－－自動給我送來。
　　有了球，我便和一位同學換了臨近後門口的位子。下課鈴一響，我頭一低，在老師還沒走出教室之前，就如輕煙一般，溜到球場，先佔地為王。
　　上課時，十分鐘有如終生監禁，到了球場，十分鐘簡直比打個噴嚏還要快。為了發洩精力，我拼命搶球，搶到了寧願傳給別人，甚至於胡亂丟到外圍。我個子雖不高，但因為練過「拔坑」的功夫，一招旱地拔蔥，就闖出了字號。
　　中午才是重頭好戲，拜地利之便，我這個「職業球員」一定搶得到球場，於是便展開了一個多小時的「殺戮戰場」。
　　為了打籃球，所有的空閒時間都耗在球場上，午餐便成為最大的累贅。好在家中無人照料，「便當」（家中自製的飯盒）時有時無，端視佣人阿香的情緒和前一天的剩菜而定。我常故意將剩菜掃光，第二天就有藉口向阿香要「飯錢」，一天兩塊錢，可以買兩個麵包。
　　事實上，兩個麵包對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年輕人而言，連牙縫都塞不滿。而我也從來沒有買過麵包，四根冰棒才是真正的享受，既省了吃飯的寶貴光陰，又解決了口渴的困擾。
　　萬一是帶便當，那就傷腦筋了。我總會設法在上課當兒，一口一口、偷偷摸摸地把那些吃起來不知是何物的傢伙，儘快地塞進胃裡。好在同學們漸漸聞慣了上課有飯菜的氣味，也因為實在需要有人犧牲，否則中午無球可打，時間可不好消磨！只是，有因必有果，等到時機成熟，報應才到。後來在巴西，我的胃潰瘍發作，幾乎魂歸異域！
　　光是打球還不夠，體力雖然能夠宣洩，並不表示心力就有了平衡。剛好這時學校新成立了管樂隊，招收高一的同學參加練習。這種事我怎能後人？雖然從來沒碰過任何樂器，反正是醉翁之意，學不學得會，我絲毫沒放在心上。
　　當時有樂隊的學校並不多，記憶所及只有私立開南商工一個學校。連附中、建中都付之闕如，因此，大家對樂隊的認識都很有限。請來的一位教練是國防部軍樂隊的，但他每個月只能來一兩個小時，對牛群哈上一口氣。
　　選樂器時，人各有志，最搶手的是小喇叭，可是吹得出聲音的沒有幾個。再來就是黑管，倒是人人都能讓它鬼叫神嚎，無奈管上鍵鈕多多，像毛毛蟲一般無從下手。打鼓最容易，立刻有人捷足先登，大珠小珠聲如雷鳴。
　　我選來選去，發現樂器不是被人佔住不放，就是上不了手。等到每個人都有了對象時，我還在那裡像遊魂一樣，東晃晃，西摸摸。
　　有位同學比較內行，他勸我玩指揮棒，說做指揮最神氣。但我嫌它不能發出噪音，不過癮。
　　他說：「你想過癮？過什麼癮？」
　　我也說不上來，只覺得自己精力過剩，坐立難安。他大概是猜到了我的難題，便指著地上一個龐然大物。那東西看上去像個海螺，上面有個方圓尺許的大漏斗，下面蜿蜒著幾圈銅管，想來起碼有十幾公斤重。
　　他說：「這個叫『輸傻瘋』，是樂隊的靈魂。可是吹的人一定要有力氣，否則遊行時，不要說吹，光扛都會扛死活人！」
　　因此，我選了「輸傻瘋」。她和我身高相若，扛上肩膀，我彷彿又矮了半截。
　　輸傻瘋很好吹，一吹就響，一響就像牛鳴。說是牛鳴還有點自我安慰，根據同學們的評估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大象放屁聲。
　　總之，我很滿意這十公斤的伴侶，經常把它擦得泛出金光。在清晨的升旗典禮中，當太陽出來時，那漏斗反射出去一片耀目的金色光圈。我尤其喜歡看光圈籠罩下，人們躲躲藏藏的德性。
　　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，我們成軍不久，欣逢雙十國慶。該年適值中山北路陸橋峻工，因此要擴大遊行。遊行隊伍要由總統府到中山堂，繞過火車站，南下陸橋，再回到總統府前的廣場。
　　我們學校因為有了樂隊，便成為台北各中學的魁首，被指定為「前導」。這簡直是莫大的殊榮！我們一邊加緊送氣，一邊幻想著全世界的眼光，都向我們行注目禮。
　　老實說，那場面著實寒酸得緊。我們樂隊只有兩隻小喇叭、一隻中音喇叭、一隻低音喇叭、二隻伸縮喇叭，再加一隻黑管、大鼓、小鼓和我這巍然聳立的又傻又瘋！今天台灣任何一個小鄉鎮的送葬樂隊，都不好意思以這種陣營露面。然而人比人氣死人，據說師大附中和建國中學跟在我們後面，還都覺得汗顏哩！
　　虛榮的代價，只有生活在虛榮中的人才能體會。我們在初試啼聲之前，只會兩首曲子。一是國歌，一是升旗歌，所謂「會」是指吹得出聲音來，離不離譜全靠自由心証。只有保証不缺的，就是黑管失控時的高八度裝飾音，和大夥上氣不接下氣的休止符。
　　遊行時總不能老吹國歌吧！要練進行曲，如何練？在哪裡練？成功中學小不丁點的，即使在馬路上吹，教室裡也不得安寧。我們被各班同學咒罵著趕來追去，跑遍了每個可能的角落，卻始終得不到知音。後來，我們進軍到對街台大法學院的大操場去。想不到連那麼高級的學府，對我們的音樂也不能領教，罵聲更大。
　　不得已，我們毫無選擇，打算吹升旗歌應卯。剛巧那時「琉磺島浴血戰」正在上演，一首美國海軍的起錨歌，人人能夠上口。還要練什麼？大家眾喇叭齊心，共譜一調，一吹即成！於是我們又有了第三首曲子，自創的「起毛歌」。
　　遊行當天，大夥從「啟錨」經過「起毛」到「棄錨」，前後錨了三個多小時。指揮很認真，堅持只要路邊有人，我們就得吹給他們欣賞。由於從來沒有苦練過，嘴皮還很嫩，加上在空曠的地方聽不到回音，喇叭聲不知悠然何往，只得拼著老命用力吹。不到一會，人人嘴皮都破了，鮮血淋漓。然而指揮的手還沒有酸，他又一勁的勇往直前，看不見後面，只是不斷地揮舞著指揮棒。為了面子，零零落落的嗚咽聲便此起彼落。
　　我的嘴皮還算硬朗，輸傻瘋也只要送送氣就可以了，反正馬路上夠吵了，誰還來注意是不是有隻老牛在哼唧？可是，我卻發現了一條物理定律：肩膀上的重量，其「加重量」與距離平方成正比。到最後，我根本不能吹了，只是捧著那千斤寶貝，牛步蹣跚。
　　這次光榮的代價是後來只要一聽到遊行，我就感到肩膀酸痛。

　　我真正的苦難始自初三，那時曹叔叔走了，家中由敏姐獨攬大權。她為了要找個女佣費盡心思，三天兩天，來一個，換一個。不乾凈的她嫌髒；太精明的她嫌賊；長得不好看的，她說醜得討厭；長得漂亮的，她說會惹麻煩。總之，個個都不如她意。
　　最後，來了位名叫阿香的女孩，年紀與敏姐相若。她很會察顏觀色，一眼就看穿家中是敏姐作主。沒有用多少功夫，敏姐已經心滿意足，立刻錄用。阿香成天跟在敏姐後面，不論大事小事，都能處理得恰到好處。
　　過不了多久，阿香摸清楚了我們家中的底細，她勤勞地跑進跑出，為父親倒茶倒水。各種瑣事不必吩咐第二遍，一一安排妥當。父親多年來無人侍候，就連母親在世時，也沒有阿香考慮得這樣周到。父親因此心情轉好，臉上也露出了罕見的笑容 。
　　正像是嚴冬密雲中現出了煦陽，家裡一片祥和。連像耗子般的我，也膽敢偶而鑽出洞口，小心翼翼地觀察天氣的變化。
　　不知是不習慣，抑或是獨特的第六感，我聞到了暴風雨前的氣息，看到了在寧靜外表下，洶湧澎湃的暗濤。
　　父親發覺阿香不識字，下班後便開始教她，那份細心、那種溫柔，完全與我有生以來所認識的剛毅嚴肅的形象大異其趣。阿香也很珍惜這一個遲來的良機，幾乎是廢寢忘食地努力學習。
　　漸漸地，敏姐發覺情況失去了控制，便開始在父親面前，抱怨阿香未盡職責，父親每次都只是笑笑了事。若敏姐暗示要開除阿香，父親便曉以大義，叫她要體恤下情。於是，敏姐與阿香的衝突表面化了，常常為了一點芝麻大的事爭吵不休。阿香先是忍耐，然後父親介入，責備敏姐任性，胡作妄為。
　　終於有一天，兩個女人大打出手，互有瘀傷。
　　父親甫下班回家，敏姐就在房中呼天搶地，哭訴母親不在身邊，竟連佣人也來欺負。阿香則淚珠漣漣，輕聲細語，委屈不盡地向父親辭職，要求返鄉。
　　好戲連場，父親一會兒大發雷霆，聲震屋瓦，鬧得雞犬皆驚。卻又立時婉顏悅色、溫聲細語，對阿香好言相勸。我躲在一邊旁觀，眼界大開，至此方知世上真有「雙重人格」這回事。結果父親不僅挽留了阿香，聽說還加了薪，敏姐這時才知道大勢已去。
　　一天，我正在車庫門前玩耍，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猥猥瑣瑣、身材矮小的男人，他說要找「魏桂香」。
　　我直覺地說：「我家沒有這個人。」
　　他猶豫了半響，從口袋掏出一個信封，遞給了我。發信處竟是我家的地址，我抽出一看－－粉紅色的信紙。我記得敏姐也有，而且最喜歡拿來炫耀。信紙上只畫了一個不太寫實的烏龜。
　　我猜到是怎麼回事了，便問他：「你是找阿香吧？」
　　他點點頭，於是我進屋去把阿香找了出來，阿香一見到他，立刻呆住了。
　　我不知他們說了些什麼，晚上，父親眼睛紅紅的，不作一聲。阿香侍候完畢，整理好行李，不聲不響地走了。
　　敏姐預期的勝利並未到來，一家大小似乎都成了父親的眼中釘，見誰罵誰。連從來重話都沒聽過一句的妹妹，也被罵得直哭。
　　敏姐曲意承歡，給父親倒茶、拿水，自動地擦窗子、洗地板，破天荒地擔負起所有的家務來。父親則一時嫌茶冷了，一時又罵水太熱，總之，沒有一件事稱心如意。
　　對我而言，這些算是小場面，棒子沒落在身上，罵罵不關痛癢。可是，敏姐生平沒有受過這麼多氣，常常背著人偷偷飲泣。
　　這種地獄一般的生活才不過半個多月，父親的罵聲沙啞了，敏姐的面龐也消瘦了。我則小小心心地，深藏在防空洞裡，豎起了耳朵，連大氣也不敢出。
　　突然有一天，阿香回來了，居然還是敏姐親自去「迎駕」來的。阿香送了敏姐一套化粧品，送父親一個手織的繡花枕頭。家裡恢復了平靜，父親不再罵人了，阿香則除了侍候父親外，對誰都不假辭色。
　　老實說，我對阿香毫無惡感，甚至希望她永遠留在我家，幫我化解無情的風暴。只有阿香在時，我可以向她請求買新鞋、新衣。出了問題，也可以請她代為說情。
　　我常常聽到她那帶有黏性的溫聲柔語：「老爺！小孩子嘛…」父親哼了一聲，笑聲傳來，暴風不再，雨過天青。
　　這次阿香回來，還有個附加條件，她每週只能做五天。也就是說，有兩天晚上她必須回家陪她先生。而每當她回家前，必定會細心地安排好一場「牌局」，然後吩咐我倒茶送水、收拾桌椅等善後事宜。
　　打牌有所謂的「抽頭」，每次三十、五十元不等。第二天阿香來了，我再把頭錢給她。如此這般，等因奉此，日子過得尚稱平靜。
　　有一天，我突發奇想，「頭錢」應該是給辛苦侍候別人的人。既然工作的是我，為什麼不該我得？我隱隱感覺到這種理論在我家行不通，但看看手中的四十塊錢，那種誘惑力實在拒絕不了。說不定父親不會知道，至少，我扣下一半，想來很難查出。
　　我只拿了二十元給阿香，過了一會，父親一言不發，把我揍了一頓。我知道是為了錢，壯著膽子說：「這是我辛苦工作的錢，為什麼不能拿？」
　　「你工作是應該的，我養你這樣大，做點事也不甘願？」父親又打了我一棒。
　　阿香過來把父親拉開，說：「老爺，不要生氣了，二十元算什麼嘛！」
　　「算什麼？年紀這樣小，就讓他養成剝削別人的習慣，長大了還得了？這是品德及人格的問題，與錢多少毫不相干！快給我把錢拿出來。」
　　這種價值觀是傳統中國社會立身處事的標準，我知道父親說得有理，但我從來沒有零用錢，這二十元我已做了幾十個難以取捨的計劃。
　　硬著頭皮，我說：「我把錢花了。」
　　「混帳！你不愁吃，不愁穿，還要什麼錢？」
　　我一聽到這句話，感到冤枉萬分。我脫下上衣，拿給父親，說：「我的衣服破成了這個樣子，比乞丐好不到那裡，同學都笑我沒爹沒娘…」
　　那衣服破了無數個洞，都是用鐵絲「縫」住的。鐵絲見水就生鏽，衣服上斑斑的暗紅色，好似秋天的楓葉，飄了一地。
　　父親見了，更是生氣：「你為什麼不說？我又不是你的後父。」
　　「我怎麼沒說？每次說起，您老就罵我不愛惜衣服…」
　　「是呀！你看我的衣服，穿了好幾年，有哪件像你這個樣子？你不愛惜，就算給你買件鐵的也沒有用。」
　　我乘機又把眼鏡取下，我的眼鏡除了玻璃片還完整外，鏡架上纏的是細鐵絲，鏡腳也是用粗鐵絲取代的。父親更是火上加油，還待開罵。
　　阿香倒是眼圈紅了，她說：「這都是我不對，我從來沒有注意過小少爺穿的是這樣。老爺，您也別生氣了，讓我來想辦法吧。」
　　那是考高中之前的暑假，不必再穿制服。她不知從何處弄來一些救濟品，總算把我的護身鐵甲丟進垃圾桶中。

　　進了高中不久，有一天父親回家後臉色鐵青，我照例去給他換拖鞋，提皮包。父親理都不理我，衝進屋裡，與阿香談了一會。出來後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頓，打得我莫名其妙。我還期望阿香來解圍，但阿香始終在房裡，沒有出來。
　　打完了，父親沒有教訓我，走了。
　　第二天我正在做功課時，父親又來揍我，說：「你娘的狗東西，做功課裝給我看！打死你。」
　　一連幾個月，父親見著我就罵，我若是開口，馬上就拳下如雨。任何事都可以構成理由，甚至於不需要理由，就像沖著了太歲一般，萬事不吉。打罵不說，父親的眼中還帶著一種恨毒的神色，彷彿我是十惡不赦的罪犯，令人心神俱顫。
　　古人曾說：「欲入人罪，何患無由」？可是總應該有個原因，比如說我做了什麼天大的壞事，令父親深痛惡絕，連向我解釋都不齒。有什麼事這般嚴重呢？我除了上學下學，哪裡都沒去過，到底能做出什麼壞事來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　　糟糕的是，父親不開口，我又不能問，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。很可能我做了什麼，但我卻不知道是錯事，更不知道後果如此嚴重，怎麼辦呢？
　　終日生活在恐懼中，風吹草動都令我心驚膽戰。我並不是怕挨打，挨打其實是我練「氣功」的良機，身體反倒越打越壯，骨頭特硬。但父親的神色讓我感到自己是普天之下最不可原諒、罪該萬死的惡棍，他越是不說，我越是不安。
　　有一天，父親說家裡有事，吩咐我中午請假回家。
　　我一回家中，志學已坐在客廳裡。大家靜靜的吃完午飯，一副「山雨欲來」的情景。
　　果然，風起了。吃完飯，父親突然對志學說：「你帶他去吧！」
　　「去哪裡？」我忍不住問。
　　「去哪裡？去醫院！」父親沒好氣地說。
　　「去醫院幹什麼？」我如丈二和尚，摸不著頭。
　　「幹什麼？看病！」
　　「看什麼病？」我越搞越糊塗，明知要挨罵，也忍不住要問。
　　「看什麼病？神經病！」
　　是罵我神經病呢？還是說我有了神經病？
　　「神經病？」
　　「神經病！」父親答得斬釘截鐵。
　　「我沒有神經病呀！」我這才瞭解父親的意思。
　　「就是因為你有神經病，所以你不知道你有神經病。」
　　我還能說什麼？原來如此，我終於懂了！天天挨打是因為我有神經病！可是，我有神經病嗎？我實在說不上來，說不定我真是有神經病，而自己不知道！滿心懊惱下，默默不語的跟著志學到了台大醫院。
　　那時的台大醫院規模遠不如今日，一進大門，只有左右兩個掛號處。左邊燈光明亮，是一般門診，有兩三個窗口，很多人在排隊。右邊則冷冷清清、陰陰暗暗的，只有一個小窗子。前面有人掛號，我們便排在他後面。
　　志學交遊很廣，朋友甚多。無巧不成書，這時對面走來一對夫妻，見到志學，立時親熱地打起招呼。隨即關心地問道：「怎麼啦？來看病？」
　　志學苦笑了一下，說：「不是我，是我這位親戚。」
　　那位熱心的太太看了我一眼，說：「他身體很好呀，是什麼病呢？」
　　志學一時語塞，連忙看看掛號窗口的牌子，我也跟著看。上面寫的是：「花柳科、痲瘋科、精神科」。
　　志學毫無選擇，只好說：「這個…精神科…」
　　我著實討厭這位太太的囉嗦，便把眼睛一瞪，直直地望著她。她多半是被我那副精神病的癥兆嚇到了，忙拉著她那位不識相、還想問下去的先生，回頭就走。
　　精神科在右側的地下室，陰暗潮濕，裡面等著看病的人無一不是稀奇古怪，有的手舞腳蹈；有的則仰首對天喃喃自語；有的齜牙裂嘴，其狀可怖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，我不禁懷疑自己在別人眼中是否也如此。
　　的確，如果一個人患了神經病，他多半不知道自己是神經病。我溜到廁所中，面對著鏡子，仔細徹底地自我檢查。表面上我一點都不像門診室中的那些病人，可是當我模倣那些怪相時，自己也不禁懷疑，我和他們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分別？
　　志學雖然就在我身邊，我卻不敢問他。他只是奉命而來，難道他分得出誰有神經病嗎？話說回來，如果我真的有神經病，或許就可以不必上學了，父親也會原諒我這個神經病兒子，對我好一點，也許還可以少挨些打罵。
　　在胡思亂想中，一位年輕的大夫叫我到一間小房中，他拿了一本塗滿各種水墨、毫無規則的圖畫，要我說出看到什麼。我看了半天，只是一團墨汁，什麼都不像。但那位大夫堅持要我說，就算是胡說也行。
　　我覺得這個世界簡直是瘋了，父親硬說我有神經病，平常又莫名其妙的打我罵我。現在碰到這個大夫，給我這本怪畫，還強迫我胡說，到底是誰有神經病呢？
　　再一想，剛才不是想得很清楚嗎？神經病又怎樣？做人到這個地步，生不如死，還有什麼好爭的？你們既然要我胡說，好極了，我且胡說給你們聽！
　　我連圖都不看，腦中想到什麼便說什麼，說得又多又快。只可憐那位年輕的大夫，運筆如飛，連抄都來不及抄，不斷地叫我說慢一點，怕遺漏了重要的線索！
　　說完了，如釋重負，我開始相信自己的確有點神經。後來，又換了一個房間，有位年長的大夫，他坐在一盞燈的後面，把燈對準我。燈光直照著我的眼睛，我完全看不到他，就像對著一面光牆，弄得我心神不安。
　　只聽他問道：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會來這裡？」
　　他這一問，就像一把刀陡然刺進我靈魂的深處，是那麼赤裸裸的，那麼無情。偽裝的面具只是紙一般薄的自我安慰，縱使小心翼翼的不去碰它，也難保能支撐多久。經他這麼一戳，我再也控制不住了，立時聲淚俱下。
　　一口氣如同決了堤的長江大河，我把家中所見、所知的情形，由母親的過世、敏姐的跋扈、阿香的傳奇以及我在學校的遭遇等等，一股腦像是洪水般的傾吐出來。那道光牆彷彿是張白色的光毯，靜靜地載著我，透過時光的窄門，回返到過去。我勇敢地揭開了塵封的瘡疤，一一展開，徹底清洗。
　　等我腦中一片空白，再也沒有話說了以後，我問：「大夫，我是不是真有精神病？」
　　那大夫冷靜地說：「你父親才有精神病！」

　　苦與樂原是個人一己的主觀認知，對某些人說來是痛苦的事，卻很可能是另一個人快樂的泉源。實際上，人對一件事的經驗，經常是苦樂交雜，兩者不可能獨立存在。不利的刺激引起身心自然的排斥，此種感覺即為痛苦，是人力求避免的。等到身心痛苦解除的那一剎，心理上所感受的衝擊由不利的一端，化為有利的另一端，則為快樂。
　　從哲學及心理學上而言，痛苦的解除才是快樂。也就是說，痛苦與快樂原為一體的兩面，互為因果。而且就如反作用力一般，兩者的方向相反強度相等。痛苦越深，解除時所獲得的快樂感覺越是強烈。只是有些痛苦經過長期累積，感受已經麻痺，日深月久，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人常無從認識其痛苦的本質罷了。
　　我長年埋藏在家庭不幸的陰影中，習慣於那種一成不變的模式，早已喪失了辨識的本能。身邊的一切與真實的人生好像隔著一層濃霧，恍恍惚惚間感覺不到明確的稜線。好在我受過還珠樓主的洗禮，有著用不盡的幻想，很容易逃遁到虛無的他鄉。
　　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到，自己脆弱的心靈竟然牢牢地關閉在過去那冰濕寒涼的暗室裡。當我從苦澀的記憶中，看到一個無助的身影，在環境的重壓下，承受著難以名狀的折磨時，與其說是悲慟，倒毋寧說是驚悸來得更為貼切。
　　我喜歡看小說，尤其偏愛悱惻纏綿的悲劇。因為在直覺上，「我」並沒有身受其苦，但卻將故事的情節與自我的經歷溶合為一。我所感受的本是我所熟悉的，真實無比；而由小說故事中接受的，卻是變化曲折、多采多姿的人生。如此一來，既挑起了自我的情緒，又美化了個人的感受，遂有如醉如痴之感。
　　在這次的自白中，我是故事的主角，卻又是旁觀者。每一個封凍經年、以往不敢觸摸的細節，都栩栩如生地飄揚在另一個時空！待我全部傾吐完畢，有如看完了一本小說。應有的激情反應，已經化為餘燼，所以我能很冷靜地探索內心中的真相。
　　使我感到驚悸的是，在看了那麼多小說後，很難相信自己居然也在活生生的天倫悲劇中！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，我能活到今天，為何不能面對明天呢？醫生証明我一切正常，我就應該正常地活下去。
　　當我由桎梏中解脫出來後，漸漸感覺到有一股涓涓的快樂清泉，由無到有，開始流過我的血管。這種感受非常可怕，它使我認識到過去生活的痛苦，因而經常設法逃避回憶的折磨。當然，這是不可能的。我對父親的畏懼已經成為本能的反應，連心中一點不敬的念頭，都會遭到良知的圍剿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由於無盡痛苦的積累，使我在青少年那段歲月裡，有任何一點小小的收穫，都能在心靈上帶來無上的衝擊與快慰。就像個飢渴不堪的流浪漢，不論什麼食物，只要進入口中，都覺得鮮美異常。

　　左鄰宮家有十個孩子，最大的兒子滯留大陸。老二比我大三歲，老三與我同年，老四稍小，四個都是男孩子。再下去約每隔一年一個，第五和第六位是女孩，下面還有二男二女。妙的是他們從老三以下，二男二女，梅花間竹，對稱工整。而且一個面貌酷似母親，另一個則具有父親的輪廓。
　　孩子多，聲勢自然就浩大，我們住的宿舍是木造的平房，連院落約有一百坪。地方雖然不很大，可是一到晚上，只要家長不在，電燈一關，室內加上室外，就捉起迷藏來。十幾個小蘿葡頭，往往吵得天翻地覆，那股興奮刺激的活潑勁，真能令「佛跳牆」！
　　然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他家的問題是婆媳不和。婆婆認為經過多年的煎熬，好不容易熬成婆，理當手操家中生殺大權。而做媳婦的受了新時代的洗禮，憧憬著幸福的新式家庭，也沒有理由放棄任何屬於自己的權利。
　　這場兩代爭奪權利的戰爭，由大陸延伸到台灣，越演越烈，終至水火不容。宮伯伯是個孝子，起初一直保持中立，避免介入。但這事鬧得太久了，最後，不由自主地，他也捲進了這場風暴。他一面勸老人家慈祥謙和些，不必爭權攬勢；另一方面又強力壓制妻子，希望能遵守三從四德。
　　宮伯伯是遼寧籍旗人，身材削長，面容清秀，年輕時有「美男子」之稱。他說話慢條斯理，冷靜從容，從來不疾聲厲色，與我父親完全是兩種典型。宮伯母是江南人，年輕時也曾傾倒不少眾生。做了十個兒女的母親後，身材已是臃腫不堪，脾氣也暴躁非凡。尤其是她的嗓門奇銳，叫罵之聲能使風雲變色。
　　那種家庭悲劇著實令人難忘，對我而言又是另一種體驗，在不同的屋頂下，蘊藏著不同的問題。我原是羨慕他們家中歡樂的氣氛而來，也曾試著把滿腔的煩惱宣洩在歡笑中。然而現實永遠是現實，不論人躲到哪裡，都躲不過殘酷的現實。
　　經常，正當我們在玩耍或者討論功課、作業的時候，就會聽到宮伯母一聲暴喝、宮老太一陣嘶吼。餘音還在耳中，大家的臉色就像掉落在地上的酒瓶，碎片和著水酒，飛濺四散，一個一個無助地，就此凝固在那一剎。
　　我很喜愛透明的物體，喜歡那種光色的流動，似是永恒而又變化無常。肥皂泡很能代表歡樂，不論我們多麼努力的吹，也不論肥皂泡有多大，彩色有多鮮艷，它總是在飄逸絢爛、令人陶醉的當兒，突然之間，破掉了。
　　大概正因為這種不確定的感受，使我更能珍惜在宮家所得到的歡樂。愛屋及烏，他們家庭的遭遇，也就成為我心靈負擔的一部分。
　　我很能體會宮伯伯的心情，矛盾痛苦成為他難以啟口的包袱。再加上來台灣以後，事業很不順心（記得他曾經出面檢舉一位表面德高望重，實際上卻貪瀆枉法的長官。但在權臣當道，官官相護的白色時代，他反而成了代罪羔羊）。在多方面的折磨下，我所見到的宮伯伯，已經是位沉默寡言，滿腹心思的憔悴長者了。
　　宮老太還有一個女兒，也住在台北，本來議定與宮伯伯輪流，各奉養半年。但為了老太太，女兒的家庭也失和，鬧得幾乎要離婚，所以不得不把責任推到做兒子的身上來。
　　宮老太當時已年逾七十，身體健朗，耳聰目明，牙齒居然連一顆都沒有鬆脫。她床下藏了不少零食，在幾十隻「鼠視耽耽」的小眼睛下，她抱著「眾樂樂，不如獨樂樂」的矜持，我從來沒見她給小孫子們分享過一點一滴。她經常裝得老態龍鍾，穿著破爛，到處陳訴兒子女兒的不孝，以爭取街坊鄰里的同情。
　　最初這種訴求相當有效，也給宮家帶來不少困擾。可是，日子一久，大家看透了宮老太太的為人，避之唯恐不及。最後，宮老太連聊天的對象都找不到了。有一次宮老太為了抗議大家對她不尊敬，在台灣街頭運動還沒興起之前，她口中還嗑著瓜子，人就大剌剌地橫睡在馬路中央，一時交通阻絕，人人為之側目。
　　父親常常拿他們一家的事跡，做為機會教育的活例。認定他們「倫常敗壞」、「德行斲喪」。既然不幸為鄰，唯有保持距離，以免受到污染，更嚴禁我們與宮家來往。
　　不幸的是隔壁隨風傳來陣陣孩子們的歡笑聲，絲絲扣著心脈，我越想壓制，對那些聲浪越是敏感。終於，有一天，顧不得可能發生的後果，我跨越了意識型態的屏障，投奔自由，加入了他們的陣營。
　　雖然只是一牆之隔，氣氛卻有天壤之別，我家總是陰沉沉地，沒有什麼聲音。每個人都與其他人保持著相當的距離，小心翼翼地，力求避免觸及尚未癒合的創口。宮家則是嘰嘰喳喳的，大的叫，小的鬧，從無寧時。兄弟姐妹之間，經常為了些無關緊要的小事，爭得面紅耳赤。可是一轉身，一切又忘到九霄雲外。
　　這是一種嶄新的體驗，對我日後發展人性理論，有很大的助益。因為人的認知都來自經驗，而人生苦短，絕無可能遍閱各種人際關係。經歷不足認識就不全，若連人生都認識不全，從何而知人性？
　　在理論上，人性不過是人對外在事物的反應作用。設若人能經歷到事物的極端現象，就可以推測出人性的正常反應。在我家，人與人之間的磨擦，必然會導致災難。宮家則剛剛相反，他們從小到大，彼此之間爭執不斷，反而能維繫親密的感情。數十年後，我家裡的姐妹親戚，幾乎是個個老死不相往來。他們卻兄弟姐妹團聚一起，成了一個小社會。
　　我家兄妹，各謀其是，獨立無援，各自朝向學術、事業發展。而宮家比較重視親情，互相依靠，互相協助，大家吵吵鬧鬧如故，彼此之間的利害關係卻也越綁越緊。
　　當然，我那時還沒有這些認識，祇是羨慕混合著難言的懊惱與無奈。我謹慎地生活在這兩種極端的天地裡，由於早年養成了觀察的習慣，便不然而然地開始思索。為什麼世界這樣不公？為什麼人與人的遭遇是這樣的懸殊？為什麼我會痛苦？為什麼別人也會痛苦？為什麼歡樂的時光總是那樣短暫？
　　從根本上說來，歡樂幸福是人人所追求的目標，得到了，心理滿足了，就不再奮鬥追求。在另一方面來看，歡樂幸福僅是一種主觀的感受。感受之時，心智活動暫時終止了，坐視時光流逝，再等待下一刻的來臨。
　　宇宙不停的進化，環境也不停的改變。人的一生處在這無常的世界裡，年輕時的身心結構，最適合學習、適應。如果在這段時間裡，自我得到了滿足，心智活動一停止，也就失去了人一生中最佳的學習良機。
　　環境是人身處的時空與訊息，刺激則是內在及外在的各種主觀客觀的變化。在客觀環境的刺激與自我經驗交互作用下，漸漸形成了主觀對客觀的認知，並影響了自我心理的韌度。在人的學習、適應時期中，若客觀環境的變化越大，人的韌性就越強。這情形有如冶金煉鋼，不經過高溫加壓、千錘百煉，就得不到精品。
　　環境的變化無盡，人對變化的選擇卻有限，兩者之交集，就是所謂的「機運」。變化程度與人心韌性的乘積，等於機運的絕對值。絕對值高者，表示人的應變能力強，在社會上將有更多成功的機會。
　　中國人很相信機運，卻不知道人心韌性操之在己。人固然無法改變環境，但是只要願意，卻很容易適應環境。在痛苦中成長的人，知道如何調適自我心態。反倒是年輕時享受快樂幸福的人，認定了快樂幸福是理之當然，心態逐漸定型，面對未來萬變的世事，其適應能力必然有所不足。
　　在青少年時期，人的生理心理正在發展，對快樂的認知以及對痛苦所能忍受的極限，一切根據其本身的經驗而定。所以，成長在幸福環境中的人，一旦遭到社會的壓力，往往容易崩潰。反之，早年經歷的苦難越多，往後心理上越容易獲得滿足。
　　說得更具體一點，年輕時所認知的快樂與痛苦，與成長後的感受未必相同。以我自己為例，我很慶幸得以早日經歷到人間的酸、甜、苦、辣，儘管當年的煎熬，我幾乎難以度過。但日子一久，就認定世事應該如是。再有機會換個環境，與他人相比，才發現自己更能領略幸福的滋味。心理有了安慰後，韌性一天比一天堅強。到最後面對真實的人世時，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和準備，故能應付裕如。
　　既然人的成長完全根據環境的發展而定，人所積累的經驗，只是因應環境的結果。那麼，在人類還不能絕對的控制環境之前，我們怎能期望有一種理想的教育方式？為了避免受苦，把兒童保護在人為的溫室中，結果必將使之失去心理建設的機會。又如何能期望兒童在成長以後，能適應現實的社會呢？

　五、隔閡
青澀、鬥爭、病院、鄰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