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、夏至
回歸、深圳、學生、園區

　　沈紅蓮雖然家在台灣，卻也認為與其在這裏給人增加麻煩，不如為苦難的中國人奉獻一點力量。那時大陸還沒有對外開放，此去東風蕭蕭，要去就不作重返的打算。剛買的房子、車子以及大批的各種書籍，加上那台鋼琴，又到了要割捨的時候了。
　　唯一的問題，是還有個需要我負責的家。我在美國混了幾年，賺的錢不論多少，一概都給了內人。雖然銀行裏有些存款，但那都是沈紅蓮的。儘管我們從來不分彼此，用了她的錢，我心中總是難安。現在要去大陸，安家費呢？以後的生活呢？
　　話說回來，我又怎能只顧小義而忘大體？今天苦難的中國需要我，我卻推說有家累。而只要有這個家在，家的責任就永遠附骨隨形，無法卸脫。我本不是個正常的人，做的又是不正常的事，還有什麼好顧忌的？我與沈紅蓮商量，把最後的兩萬塊都存入劃撥的戶頭中，每個月按時匯一千五百塊給內人（原為每月兩千五），如此尚可維持一年多。
　　沈紅蓮甫由大學畢業，參加我的工作起，就注定了她人間地獄的噩運。大帝公曾對她說：「妳不入地獄？誰入地獄？」如果沒有她的奉獻，日以繼夜，一點一滴的將我的構想化為實際的技術，我無從想像會是怎樣的後果。
　　有時我感慨萬分，無法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一隻手，操縱著人世的機遇。每一個人從生到死，都有著既定的方向，各種機緣之下，一步一步拖向無可避免的終點。如果沒有沈紅蓮，我很可能早就改行了，出家？有可能，藝術家？也有可能，唯有留在電腦界繼續奮鬥是絕無可能。道理很簡單，人的行為是相互的，看她認真的工作態度，我就覺得慚愧，不得不更加努力。再看到她奉獻犧牲的精神，我還有退縮的餘地嗎？
　　不過，目前我並不想知道太多的天機，因為我還懷著一點私心，我希望能有個機會發揮自己的能力，為社會多做點有價值的工作。萬一我命中註定了連姜子牙都不如，到八十歲還沒有機會，那我先知道自己的命運又有什麼用？
　　再一想，自己自命為得道了，還嘀咕些什麼？既然早把人世的功名利祿放到一邊，還和姜子牙比什麼？我的目標已定，只要我還在努力，我就對了。至於結果如何，哪裏是我該考慮的事呢？
　　一九八七年十月，我們到達深圳，王之把他對面的一間公寓留給我們。深圳雖然高樓林立，設計卻很草率，這棟十二層的大廈有如一管洞簫，僅在一側留了幾個小孔作為窗子。以至於室內通風不良，各處潮濕得水珠密佈，牆上、地下沒有一處是乾的。
　　我們能挑剔什麼？王之以總經理的身份，也沒有比我多享受一點特權。苦的只是沈紅蓮，她第一是怕廁所髒，其次則怕廚房髒。偏偏這兩處不僅是髒，竟有一層黑黑的厚苔，她花了整整四天的時間，才使變了色的磁磚漸漸浮現出來。
　　我的不幸是氣管，潮濕的空氣好像在胸口蒙上了一層沉重的布。每次呼吸就令我回憶起兒時所見的水煙壺，呼嚕呼嚕地，只聽得肺管中打著泡兒。我一到就病了，好在這裏打針很容易，樓下就有個醫療室，五毛錢就可以打一針青黴素。
　　當時，大陸的微電腦剛剛起步，長城是全國規模最大的生產廠商。我到時，他們一棟六層樓的廠房中，正在裝配由台灣轉口來的生產線。據他們預估，到年底產量可達兩萬台，而當時全國的總需求量還不到一萬台。
　　王之是個有心人，很早就有這個眼光。一九八三年我初次赴大陸時見過他，我對他的印象不深。他那時已經有意組成一個班子，來發展中國的微電腦。
　　王之家世顯赫，父親是王震，弟弟王軍是中信集團的總經理。他想搞微電腦自然是水到渠成。可是在一九八三年，連台灣的微電腦市場都還剛剛起步，眼光太遠的人，是很難獲得他人贊同的。
　　直到八四年底，他爭取到一個機會，與科學院軟件研究所第四所合作，成立了長城電腦公司。可是在北京懂的人少，管的人多，他覺得難以施展，便把公司遷到深圳來。就在這時，他到處找我，我也剛好離開了博愛，彼此錯過了機會。
　　目前長城的軟體部門有工程師二十位，正在從事微軟視窗的「漢化」工程。又是老問題了，我一聽就大力反對，王之很支持我，但是軟體部門的經理卻不以為然。當時大陸上的軟體工程師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，要趕上美國就要先將他們的軟體套件漢化。至於是否漢化以後中國人就會寫程式了，則無人過問。甚至於連軟體天天推陳出新，究竟要漢化到哪一天才算完成，也都沒人去想。
　　與他們爭論了兩個月，效果不大，我詳細介紹了我的觀念，他們也不相信行得通。我剛回國內，各方面都沒有適應，加上住的公寓又悶又濕，我一連咳嗽了十幾天，心情極為煩燥。我一直在問自己，是不是我又錯了，為什麼我永遠和別人的看法不一樣呢？
　　我試著妥協，設法說服自己接受漢化的觀念。但是我辦不到，就算中國人能從漢化中學到程式技術，這也不是光明磊落的作為。投機取巧是種不正確的行為，雖能獲得一時之利，卻會造成永久之害。
　　如果這個時代中人人急功近利，短視媚行，那是這個時代的錯誤，錯誤的代價則是觀念的消亡。沒有觀念，技術不能生根，那就只能永遠跟在別人後面。我把話說在前頭，盡到了責任，至於別人能不能接受，則不是我能決定的。
　　目前我該怎樣自處呢？王之很支持我，但他已經有了非常不錯的班底，我不能堅持己見而累及他與屬下的互信。試著說服他們，那是做夢！連台灣那種環境，我都落得戴上了紅帽子，在這裏我又算哪一號？
　　我想去四川，因為鄧先芙對我說過，她先生在成都一個資料中心工作，只要我願意去，要多少學生都可以。四川，那是我兒時寄居之所，也是我少年時期幻思徜徉遨翔的聖地。峨嵋、青城，直到如今在我心中仍然歷久彌新！
　　病情好轉後，我先去科技工業園，找到張翼翼和王允實，告訴他們我的近況。他們知道我回國工作，非常高興，帶我參觀園區，各處介紹了一下。
　　長城公寓的潮濕，令我一想到就心有餘悸。而科技園區位在市郊，各種建築寬敞明亮，宿舍就在辦公室旁，其間還有個籃球場，正是理想的工作環境。
　　沒想到國內已有這種條件，我看了羨慕不已。張翼翼很能察顏觀色，他立刻把握機會，說他們雖然號稱高科技園區，卻還沒有一家從事電腦軟體的高科技事業。他希望我兼作園區的電腦顧問，指導他們一些基本觀念，好開拓這方面的視野。
　　我聽了頗為動容，可是沒有交通工具，兩邊跑很不方便，王總同意調派專車接送，約定每週三次。後來我徵得王之的同意，乾脆住進園區，變成每週去長城三次。最後由於無從施展，就把長城的工作辭了，只剩下對王之的盛情，至今還沒有報答。
　　園區為我成立了一個電腦研究室，調來一位姓丘的副理和一位叫杜涓的女孩幫我籌備。杜涓是我同鄉湖北人，長得面貌清秀，身材勻稱。人也精明強幹，只是個性倔強，潑辣起來可是天不怕、地不怕，真是道地的湖北姑娘。
　　丘副理原來在中國科學院研究化學，後派來此地負責規劃，他是典型的書生，對很多現象都不滿，卻又充滿無奈感。一提到國家的落後，他就怪罪文化大革命，氣憤不已，認為那種無知與愚昧的運動真是禍國殃民。也許是看得多了，後來事實証明，這樣一個怨聲載道的書生爭權奪利起來，更勝於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。
　　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書籍很多，尤其是各種傷痕文學作品比比皆是。我也一直在力求瞭解，為什麼這種畸型的運動會發生在中國？而且是這個時代？
　　從各方面的觀察中，我得到了一點結論，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。
　　一是時代的悲劇性：數百年來西風壓倒東風，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，挾著無比的優勢席捲世界。共產主義揭起了反抗物欲的巨纛，中共則變本加厲，想藉著這股政治力量，重振國家的尊嚴，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。
　　二是毛澤東個人的執著：毛成功地將極少數人的理想化為國家統一的力量，其成就在歷史上尚無出其右者。他深悉權勢必然使人腐敗，想利用不斷的革命，不斷地激盪整個社會結構，使之永遠保持動態，以免沉澱物產生。
　　理想主義者最大的通病是本末倒置，他們不瞭解人性，不思改變「不理想的人」，卻去塑造「理想的環境」。不錯，沉澱物將變成渣滓，可是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，渣滓才是看得見、摸得到的實際報酬。在沒有人能得到報酬時，革命的動力就瓦解了。
　　三是中國人的社會性：所謂社會性，這裡指的是沒有自己獨特的思考模式。中國人長時期養成的習慣，就是做個高傳真度的擴音器。當毛澤東以他絕對的權威登高一呼，全國熱烈響應，然後盲目地集體行動。有人認為中國人是一盤散沙，那正是因為中國人太願意相信別人，上當次數太多，才產生的疏離感。
　　社會性的動物完全依賴群體生存，只是人是有「心」的社會動物，信賴與自利這兩種心態，就像鐘擺一般，在人心的兩極端之間擺來晃去。中國人之不同於西方人，是因為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些聖賢，他們的能力與智慧後人無法企及，他們的品格更是令人高山仰止。也就因為如此，人人期望別人成為聖賢，好減輕自己心靈的負擔。
　　法國的智者伏爾泰就深知個中三昧，他認為這世界上如果沒有上帝，人也要設法創造一個。在中國，聖賢就是上帝。
　　四是人性的私欲：私欲是生命的特徵，原係維持生存的動力。人將之發揚光大，利要大利，存要永存。當這種觀念醞釀於人心中，眼看就要實現之際，人心必然泛出火花，是為興奮、激動。如果有一群人都被激勵了，人心在共鳴之下，會一直挺向高潮。
　　電磁波是變動不止的，各有各的頻率。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，如果令能量不斷地激盪，其頻率不斷地修正，最後會變成頻率一致的超高能量，即是鐳射光。人也有能量，在一個人口眾多、諸心動盪的社會中，只要一個有利而響亮的口號，每個人都會用自己的認知去勾勒，等激盪到某一個程度，一股難以遏止的能量便湧現出來，遂成為群眾運動。
　　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群眾運動，毛澤東以群眾運動起家，對自己的操縱能力很有信心。老子說：「勇於敢則殺」，善泳的人常溺於水，玩火的人總有被燒的一天。毛澤東這場火燒燃了全中國人的心，理想變成狂暴，狂暴聚成毀滅的力量。
　　幾十年內亂的結果，人心思安，幹部們滿足於沉澱的收穫。只有人世不知的黃毛稚子，精力正待發洩。他們不分青紅皂白，將一切眼見手觸的都焚為廢墟。十年的時間，十億的人口，千百年以來的文化浩劫，又何嘗不是人性中隱藏的一個基因？
　　我個人的感想是這種事遲早會在人類社會上發生，就如同陽光一般，生命需要它，把它捕捉後貯存在自己體內。生命體死亡了，能量開始轉移，成為另一個生命的能源。能量一天一天地累積，由少而多，多到地面無法容納時，便沉潛到地底成為石油。
　　有一天，地底累積的能量被發現了，人們開始大量地應用，那種爆發的力量就是群體的貢獻。人不知滿足，卻自認有能力控制。於是人們肆無忌憚地大肆浪費，認定經濟的繁榮就是人生希望所繫。這種認識與毛澤東的理想又有多少分別？人類建立的基業很脆弱，太陽累積的能量也有限，難道我們一定要看到不幸後果的發生嗎？
　　毛澤東的愚昧只是人性本質的警訊，人類文化巨流中的一段慘痛記錄，其損失再大，也不過一兩代中國人所背負的十字架。人只要繼續貪婪下去，硬把自我的私欲當作理想，地球總有一天面臨毀滅。今天我們責難毛澤東很容易，又有幾個人反躬自省，想想有朝一日，當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崩潰的時候，究竟是誰的過失呢？
　　這種巨變之後，所有的參與者都是受害者，其教訓之深痛，在中國不可能再發生第二次。但是在那一次強烈的爆發下，人際關係、制度信念、人生意義都已經崩裂四散。且其餘震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，直到慢慢地彌合為止。
　　我看到的正是這場災變後的餘燼，我也看到了置身事外幸災樂禍者，在多方面的比較分析下，我不禁為人性之愚昧深感哀慟。就像路上有車禍發生時，伸出援手的人不多，圍觀的群眾卻深怕錯過了精采的鏡頭。顯然這些教訓並不能使人多增一分寬容與慈悲，更免談由此深思檢討。似乎人性中尚保存著亙古以來的獸性，那種舔吸犧牲者鮮血的滋味，油然從齒牙縫隙中溢出，一個一個饞吻大動！

　　工業園給了我一間辦公室，空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。沒有電腦、沒有員工，我們如何工作呢？我想到了在香港辦電子雜誌的陳金耀，他曾經賣了幾萬套漢卡，多數是賣到大陸內地。我相信他對國內環境很熟，便找他來商量。
　　多年沒見，他一點也沒變，圓圓的臉龐，還是帶著令人難以拒絕的笑容，啤酒肚子也依然掛在不成比例的腰下。他喜歡說話，一開動就煞不住車，每一句話他都要三、四次才能說清楚。可是，在這不惹眼甚至可笑的外表之下，卻是精明的頭腦，獨到的眼光。
　　當年我們正在推廣漢卡，台灣的五家權利都賣了。一天，林維江領著一個人，說是海外的傳播媒體，要來採訪我。
　　老陳操著廣式國語，自我介紹後，問了我一些問題，突然說：「朱先生，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，投稿到我們雜誌上？我是說你的看法很深刻，我能瞭解的不多，怕寫不好，還是你自己寫比較真實。因為我們的雜誌程度很低，在香港大家只願意看一些馬上就懂的東西，像你這些理念大家都沒有。」
　　「既然如此，我的文章不可能受歡迎。」
　　「朱先生，不要小看我們的雜誌，我希望能有點教育性。我們有三本雜誌，分別談電子零件、電腦和電器。我們有很大的影響力，教育讀者是很重要的。」
　　他的話雖然沒有條理，可是能從教育著手，表示這個人很有見識。我早就寫了一些文章，也希望發表，當場便給了他。
　　那時我認識了一位香港的銀行小開，他對中文打字機興趣極為濃厚，堅邀我去香港，與他父親討論合作生產的事。由於有董之英的前車之鑑，我特別聲明，中國大陸的市場我沒有把握。他說得很好，中文打字機是文化事業，市場並不重要。
　　剛到的第一天，小開招待我去他家吃飯，我就看出市場問題的重要性，他父親是成功的銀行家，當然瞭解問題在哪裏。他們父子一直用廣東話爭吵不休，小開後來告訴我，他一定要爭取父親投資，希望我能等一等。
　　在香港待了兩天，我被「招待」在灣仔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內，整天不見一個人影。所幸身上帶有老陳的電話，我打個電話給他，老陳一到，氣得直說：「這些衰仔！專門欺負人，他們為什麼不請你住飯店？不要理他們，要談合作，香港有錢人多得很。在這裏住有危險，差館會抓人的！辦公室是不能住的。我可以幫你找投資人，香港有很多有錢人，錢多得不知道做什麼好！我們走！」
　　既然他們有心邀請我來，我怎能一走了之？後來証實計劃失敗了，我便搬到飯店去，與老陳在香港各處跑個遍。最後一天，老陳突然對我說：「朱先生，你們在香港有沒有推廣計劃？我認為香港市場比台灣重要，因為中國人一定要用中文電腦。台灣人人懂英文，中國大陸沒有人用英文。香港離中國很近，你相不相信我？我們合作。放心，台灣的市場我絕對不碰！」
　　可能是為了避免他囉嗦不已戰略吧！我也不記得是什麼原因了，我們就此協議合作，把漢卡的香港銷售權交給他。
　　這次，他一見到我，馬上發連珠炮：「哎呀！你真難找！一下這裏，一下那裏，就是沒有一個地方有你！我的雜誌賣了，合夥人難找！上次賣漢卡，也沒有賺到什麼錢…」
　　「我不是找你要錢，我問你，大陸你熟不熟？」
　　「熟當然熟，你想知道什麼？」出乎意料的，這句話相當精簡。
　　「我打算回國服務三年，三年以後再說。目前已經確定了，我將在深圳科技工業園建立基礎，訓練一些子弟兵，再求發展！」
　　「好極了！你回國來才對！我早就想勸你這樣做了！這樣吧，香港方面的事交給我，我去登記一個公司，在香港登記公司不要多少錢，這些你不用操心。台灣我也可以幫你跑，你沒有打算回台灣去吧？現在回去應該沒有關係了…」
　　他果然成立了一家「漢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其實我需要的只是耳目，有了他的協助，其他的我根本一點也不操心。
　　大陸現成的電腦工程師嚴重不足，加上養成教育上的差異，一定會與我的理念有別。我建議園區最好找些中學生來受訓，我保証能化腐朽為神奇。
　　園區以為我想節省成本，他們說在大陸學歷高不見得薪資也高。其實我是想提供那些不能進大學的學子們一個良機，他們比較純潔，比較容易知足。
　　但是這樣行不通，據當局的考量，設立深圳這個特區後，必須嚴格限制這個地區的戶口。以免大量人口湧入，失去了引進技術櫥窗的原始功能。我申請些高科技人才的名額，反而比要中學生來得容易。
　　剛到園區，工作還沒有開始，我便每天打打籃球，舒散一下筋骨。人老了自己還不知道，常常看到球在眼前，但是腳跨不及，手伸不到。直到被人稱了一聲「老師父」！這才如夢方覺。已經是半百的人了，當之無愧。
　　陪我打球的都是些民工（園區正大興土木），跳跳蹦蹦的和猴子一樣，我經常被他們抓得全身是傷。其中有個小個子常常找我聊天，他說來自潮州，在這裏做建築工人。我順口敷衍了兩句，誇讚他普通話講得很好，他不在意地說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，我不到三天就學會了。」
　　後來我發現他經常在我住的地方逛來逛去，我怕他拉我去打球，便設法躲開。有一天黃昏，我正在客廳看電視，這裏與香港只不過一海之隔，廣東話我不懂，所以常看無線的英語新聞。正在看時，聽到門外有動靜，我開門一看，原來是那小個子。
　　「找我嗎？」我看他扭扭捏捏之狀，猜想大概是來借錢的。
　　他老實不客氣就走了進來，一見電視開著，便問：「你在看電視？」
　　「看新聞。」
　　他看了一會，又問我：「他在講什麼話？」
　　「英語。」
　　「啊！這就是英語嗎？」
　　「是的。」
　　然後，他一句話也不說，全神貫注在螢幕上，像是中了邪般，一動也不動。
　　沈紅蓮給他泡了茶，他沒理會。請他坐下，他就一屁股黏在沙發邊沿。這時但見他眼睛發直，瞪得老大，眉頭深鎖，不時輕輕嘆上一口氣。
　　我莫明所以，只得自己顧自己，看我的電視。
　　直到新聞播完了，廣告出爐。小個子才如夢方醒，紅著臉，很不好意思地對我說：「奇怪！怎麼我一句也聽不懂？」

　　不久，丘副理臨時借了幾台 IBM PS50 來，又調來幾位年輕人，其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電腦是什麼。於是，我開始了連續三年，沒有中斷、沒有休息的馬拉松式教學。
　　好在來了一位電腦工程師張達權，他是從中國科學院長沙軟件所調來的。幾年前他們就研究過我的漢卡，曾是國內頗著名聲的重地。他的基礎很深，正好充做我的助教，最基本的入門功夫，就全權交給他負責。
　　有一位北大的高材生也要來學電腦，他領悟力不錯，基本課目學完了，我就教他做動態資料庫。當時所有的資料庫都是以固定格式、固定長短，一條一條的裝進去，要用時再一條一條地取出來。我頗不以為然，資料庫應該是活的，人只要將資料輸入，放資料的處所就謂之資料庫。等到取用時，資料就應該變成人所需要的型式，才能方便應用。
　　如何能使之實現呢？我利用了多層索引的觀念，資料入庫後，電腦中只留下索引信息。索引信息就是人與該筆資料記錄的介面，根據資料的特徵，索引可以設計成多種形式。要把資料庫做好，使找資料的速度快而準而且適用於任何情況，其訣竅就在多層索引。
　　這人姓李，為了讓他能在實驗中學習，我教他以英文的DB3 為例，先認識平面索引。這是最簡單的方法，不論資料長短，統一平鋪在固定長短的記憶體中。這種方法缺乏效率，但卻是最常用的技倆，也是起碼的程式常識。
　　園區不斷地送人進來，我不能一個一個重頭再教，小李反應不錯，我便叫他負責教另外兩個人平面索引。
　　過了些時，我發現新來的人彷佛什麼都不懂，便問他：「小李不是在教你嗎？有什麼地方不懂？」
　　「小李沒教我，他說那是他花了功夫學的，哪能白教？」
　　天下怎麼有這種事！我叫小李來問，他理直氣壯：「朱先生，這種高度技術的機密不能隨便教人！」
　　怎麼會有這種自私自利的人呢？我不容分說，立刻叫他走路，他卻說：「你不能這樣做！是國家派我來的！」
　　多年沒發脾氣，這次幾乎把我氣炸。我親自去找王總，留他不留我！
　　王總是政府派到美國去，專修企業管理的，他當然瞭解這種文化差異。第二句話都不說，把小李連他的「配額」（事先向當局申請的人員編制數），都給了別家公司。
　　這可是一件大事，不僅因為我違反了他們的制度，而且只是為了這樣微不足道的小事！是小事嗎？人如果不能見微知著，再大的事都是小事！
　　為什麼社會主義下成長的樣品，卻連一點社會觀念都沒有？社會是大家的，大家都必須為大家奉獻才是！問題出在哪裏了？還是這只是個特例？只是小李個人的私心嗎？我仔細地觀察，追根究底地分析各種癥兆，終於又讓我上了一課！
　　人在甫生之初，本是一張白紙，所以有人說什麼樣的環境，產生什麼樣的人格。這話其實只說了一半，而且是最能讓人誤解的一半。
　　人初生時確實是張白紙，卻有著表面極不光滑的平面，任何力量接觸到它，都會留下各種痕跡。這些痕跡有的黑白分明，很容易判斷其人格個性。這樣的痕跡只是附著在紙面的物質，輕輕一揮即可去掉。了不起改變一下附著物質的特性，或把紙面掀去一層，污紙還是可以變成白紙，至少再要辨識痕跡已很困難。
　　然而白紙上留下來的，還有一道表面變形的凹痕。如果壓力再大一點，甚至在紙的結構中，也可能滲進一些物質。這些痕跡平常看不出來，只有在去掉表面的塵垢，再經過小心的處理後，才會看出那些凹痕中積累的物質，經常多得超乎人的想像。
　　其實，人對任何事物的認知必然是兩極化的，兩極化就是對比，沒有對比就沒有認知！就以各種刺激為例，我們唯一的認知及表達方式，是先用性質或功能分類界定範疇，再以性質與相對條件做比較。
　　「光影」是種性質，「看」則為眼睛的功能。「看到光影」表示人透過光的傳播，得知物體的受光狀態。至於看到的光影又如何？不外乎因強弱、明暗產生了對物體的認知；由物體的邊沿得到遠近、大小、高低、寬窄等空間的認知；再經由視線殘影的空時對比，又有了快慢、猛緩等各種複雜而有跡可循的認知。而所謂的強弱、明暗、遠近、大小、高低等，都是對比的觀念。
　　人對刺激先有了認知，再與自我的利害建立索引，索引調用經驗資料庫，以比較當前需求的利害、得失。說穿了，人的心性行為不過是一連串的經驗反應，而這些經驗的「認知資料」都是以兩極的方式，層層組合堆砌而成。
　　電腦正好是二進位，完全符合已知資料的結構。我在設計倉頡碼時，就已經認識到這一點，把取碼與中文字義的結構準備妥當。心中有了成竹，所以隨時可以把眼前的現象，一一用作印証的資料。
　　宇宙中沒有「絕對」的觀念，任何現象都是相對的，環境如此，人亦然。當人從小到大，耳目渲染的只是「為人民服務」時，便也產生了兩極化的結果。茲用二進位的觀念，一分為二時可知：有人身體力行，有人等待他人為自己服務。再以二分為四：身體力行者有得、有失，得者當然堅持下去，失者則開始懷疑。等待他人服務者如有所得，自然理所當然地繼續接受別人奉獻，如有所失，則滿心憤懣，認為受到愚弄。
　　如果以資本主義社會來作對比，前述四分法倒也相去無幾，所不同的是得失的分別。得與失之差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，假定為一倍。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，得失的比例至少要加大十倍！十倍的差別就產生了十倍的能量，十倍的喜怒！
　　如果沒有比較，一倍與十倍有什麼差異？就算千倍萬倍，其分別也未可知。所以，要談制度的優劣，如果不讓人親身去體會，那只是政治家的戲法手段罷了。
　　在資本社會中，大部分的人都深知痛苦為何物。在二分法的理論中，有人怕痛苦而自保，躲進碉堡中，也有人與痛苦對峙，全力抵抗。自保的人若成功了，他會極端吝嗇，失敗了，便會有所省思，從而協助他人。與痛苦對峙的人如果成功了，必然自大狂妄。只有失敗了，才知所珍惜，有了機會知道感恩，看他人痛苦知道同情。
　　前面也說過，宇宙中沒有絕對的事物，每個人都混雜了一些他人的際遇。但是在我長時期的觀察下，這個模式相當正確。
　　我發現大陸上年輕孩子們受到太嚴密的保護，缺乏一種「感激」的心態。任何人對他好都是「應該」的，萬一有了一點微小的「不應該」，他們立刻翻臉不認人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另外一種心態，反正一切都要靠自己去爭取，從來不願去關心別人。人對他不好，那是理之當然，但是萬一有人對他好，物以稀為貴，他怎不感激涕零？
　　後來，就有一位女性工程師，因為見她表現不錯，給她連升三級。想不到有一次我僅僅責備了她一句，她就惡言相向，自動求去。
　　另外一個極端的例子，是一個美國青年。他在我那裏學習了一段時間後，突然覺悟，發心上進，幾乎抱著殉道者的精神，一直默默地努力奉獻。
　　在美國時，多蒙美國朋友萬佩鼎的幫忙，一直無以回報。我到了園區後，特別告訴他我的下落，以便保持聯絡。不久，他的小兒子萬華德決定到中國來做生意，萬佩鼎阻止不住，便托我照顧他，順便開導一番。
　　我在美國時曾見過他，他不過二十一、二歲，畢業於柏克萊大學。身高約六呎，算得上相當魁梧，金紅色的頭髮，稚氣未脫的臉。
　　萬華德到深圳來時，背著一個大旅行包。見到我，他把包裹往地上一丟，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說：「爸爸一定要我來看看你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　　「當然有。」
　　「什麼事？」
　　「說聲哈囉！」
　　他完全是美國青年那副調兒郎當的德性，一邊說話，一邊搖頭晃腦、東張西望。
　　「啊，哈囉，那我今天住哪裏？」
　　「隨你的方便，願意住我家，當然歡迎。要去旅館住，我可以幫你叫車子。」美國人最怕拘束，千萬不能用中國人那一套，他們會嫌沒有自由。
　　他想了想，選擇住在我家。晚上我們繼續聊天，他說與朋友合夥，打算做美國汽車的代理生意。
　　我問他：「你們有多少資金？」
　　「啊，不多，但是只要能賣掉一部就行了！」
　　「你認為在賣出第一部之前，你們能撐多久？」
　　「不知道！一兩年吧！但是我可以教英語，生活不成問題！」
　　「有問題，我認為你真正的目的不是來做生意！」
　　「咦？你怎麼知道？」
　　「我猜你是好奇，想來瞭解一下這個古老的國家！」我去巴西時又何嘗不是？
　　「是呀！」他馬上有精神了，坐直了身體：「我沒有對我爸爸說，他不會同意的。我去過南美洲，前年也曾經在北京外語學院學過中文…」他這才打開話匣子。
　　和所有的外國人一樣，他們都認為現在的中國就是他們在書籍中、在傳說裏描述的中國。這是天大的錯誤觀念，就像我們想見識一個傳奇的人物，不幸他已經死去多時，難道見到他的後人、他的遺物就等於見到本人了嗎？
　　今天的中國人與昨天的已經有了極大的區別，只有人性在過去、今天、未來永遠不會改變。但有誰來體察人性呢？不論在世界上哪一個角落，人還不是都一樣？不一樣的是受地緣影響的行為，以及因為長時間而累積的傳統文化思想。這些在中國大陸人民身上早已湮沒無蹤，至少在中國人找回民族自尊心之前，那些文化包袱是難見天日的。
　　「你認為經過了一些地方，就可以瞭解中國？」
　　「我會與老百姓一起生活，我想瞭解中國人。」他總算比一些觀光客高明。
　　「你瞭解你父親嗎？」
　　「不！一點都不瞭解！」
　　「你不是與父親生活在一起嗎？為什麼憑住在一起你就能瞭解中國人？」
　　「哦！老實說，我是想寫本有關中國的小說，做東西方文化的橋樑。」
　　「很好，你對中國文化瞭解多少呢？要知道我不是指說普通話。」
　　「不多，但是我總可以學習吧！」
　　「誰教你？老百姓？學校？你認為在今天這個社會中，有幾個人真正瞭解中國文化？」我必須先把他打醒，否則他不可能知他自己在做什麼。
　　他茫然地搖搖頭，睜大了眼睛望著我。我繼續說：「先別談大道理，就以你已經知道的事物說吧，你會用筷子，總知道為什麼中國人吃飯要用筷子吧？」
　　「筷子與文化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　　「那你認為什麼才是文化呢？唱歌跳舞還是哲學藝術？人在生活中傳留下來的風俗習慣統統是文化。但是要瞭解文化，絕非聽聽唱歌，看看跳舞就行了。」
　　「那麼中國人為什麼用筷子呢？是不是人太多，國家太窮？」
　　「窮就能發明筷子？有哪個民族不是由窮困開始？再說，用手不更經濟嗎？」
　　「筷子能算發明嗎？」
　　「迴紋針是發明吧？」
　　他想了一會，又茫然地望著我，一臉無辜的樣子，我說：「中國人以農立國，傳統社會很重視團體的和諧，由於生活安定，很早就有了分工的制度。刀有刀的用途，只有幾種人可以使用。為了避免在進餐時用刀，便預先在烹調時切細切碎，在吃的時候只要用簡單的工具送進口中就夠了。」
　　「但是用筷子很不衛生。」
　　「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文化特性了，衛生與否是主觀的成見。比如說，西方人一見到親戚朋友就接吻，連對方的唾液都肯吃，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說接吻不衛生呢？」
　　「那是愛情呀！為了愛情，人願意犧牲的。」
　　「對了，在中國人的文化觀中，個人是團體的一部分，個人必須愛這個團體。如果有緣在一個桌上吃飯，卻連彼此筷子上的口水都嫌，還能談和諧相處嗎？」
　　他恍然大悟，連連點頭，說：「這樣說，任何事情都有個原因的囉！」
　　「是的，要瞭解一個民族的文化，就必須認識前因後果。」
　　「可是我能學習嗎？」
　　「我建議你先照你的計劃做，如果生意可做也不是件壞事。如果做不成，你不妨回來這裏，聽聽我講的課。」
　　「可是我對電腦沒有興趣！」
　　「大概是你爸爸沒有講清楚，我不是電腦專家，我是研究文化的，電腦不過是我的工具。不幸因為沒有中文電腦可用，所以只好自己動手做，如此而已。」
　　他去北京跑了一趟，不到兩個星期又回來了，說：「你說得不錯，現在沒有人對中國文化有興趣，我來跟你學！」
　　他是我的弟子中，對我的訓誨真真正正一絲不苟的執行者。他拒絕了因外國人身份而有的特權，甘願與其他人一同住在單身宿舍中。他的薪金也與大家一樣，大約兩百多人民幣一個月。更可貴的是他除了香煙錢，剩餘的全數捐給伙食團。
　　人如果不能自我控制，能量就很難發揮，我教學的第一課，就是自我控制。我要求每個人每天做三件自己不願意做的事，以資練習。此外，我認為不論做什麼事，必須有意識地去做，只憑本能和習慣，那和行屍走肉沒有分別。
　　有一次，我見到萬華德的香煙只燒了一點，就丟到煙灰缸裏。我問他：「為什麼你的香煙沒有抽完？」
　　「因為我發現剛才抽時只是無意識地習慣動作，所以決定不抽。」
　　他又指著煙灰缸裡兩排長長短短的香煙頭，說：「這是有意識抽的，那是糊裡糊塗抽的。」
　　園區的宿舍分兩種，一為四棟四層的公寓，就在辦公室旁邊，多為幹部所住。另一為統艙式的單身宿舍，高達六層，每間約有二十到三十方公尺。
　　我住在第一棟公寓的二樓，比起我在台灣的住家來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但是有一點卻令我難以忍受，公寓沒有裝設電鈴，或許他們幾十年來已習以為常，根本用不著電鈴。要找人時，每個人就扯開天生的金嗓子，非喊到四山響應絕不休止。
　　待人被喊了出來，山歌大賽於焉登場。宛如熱帶雨林的實況錄音，但聞吼猴互吼，鳴禽亂鳴，雖百里猶可聞。有時在東家高西家低之餘，又有第三部、第四部和音加入。那種傳統「大雜院」的樂風，委實讓我這山野俗夫難以領教。
　　我們工作繁重，中午休息的時間極為寶貴，有好幾次我忍無可忍，一聲獅吼：「吵死人啦！」
　　所幸我練過歌劇，也練過內功，一股丹田之氣，往往震得整個園區迴音盪漾，久久不歇。由於我的惡名昭彰，碰到大人還算管用。萬一是幾個初生之犢，那就不管有理無理，非得勞動我的大駕，找到家長不可。
　　為此，我訂下一誡，絕對不許我們部門的員工大呼大喊，要找人，上樓去！
　　除了我以外，園區還有一霸，就是駕駛同志。據說他們的地位至尊，連總經理也不敢稍有冒犯。剛到園區來，我就領教過一次，那是園區派了一部專車送我回長城公司去。因為粥少僧多，派車不易，一下子就擠上了好幾位搭便車的。
　　車行到城內，有人要下車，司機同志很不情願，口出惡言。又有人希望能繞點路，司機同志就火大了，車門一開，把那人趕了下去。
　　當時我是要回長城的宿舍，司機同志沒搞清楚任務，逕往長城公司開去。我忙說：「我要去長城宿舍，請在這裏轉彎！」
　　「去你的！我管你要去哪裏！」
　　我也火了：「那我不坐你的車可以吧！」為此我們自願下車，足足走了半個鐘頭。
　　我們的籃球場就在辦公室的旁邊，由於空間大，順理成章地就成了停車場。司機同志們從來不認為有車讓人的必要，不看有人沒人，開著車就在場中橫衝直闖。好幾次正在專心打球的人，幾乎變成輪下冤魂。
　　沒有人管，我便出面交涉，那些司機同志們其兇無比。有一次居然開車向我撞來，我站著文風不動，把馬步一擺，丹田真氣貫運全身。心想：「運功千日，用在一時」！且看我的氣功到底練得如何？
　　到底是我的氣盛，司機膽怯了。打球的朋友也一擁而上，幾乎要痛揍他一頓。
　　我的兇狠出了名，人人側目，卻也讓我增長了不少見識。俗話說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，如果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的環境，我的觀念就不完整，不可能認識到人心的真實。只可惜毛澤東沒有看到這些純潔工人的真面目，所以才會有那些幻想。
　　我看到園區垃圾遍地，便發起員工「見到就撿」，我在場時自毌庸說明。我不在場時，則只有萬華德一個「傻真人」，不論什麼時候，他總是見到就撿。
　　由於年輕，萬華德當然有不少毛病，他了不起的地方，是知錯必改。比如說他每天早上都起不來，這是多年懶散積習所造成，一時非常難改。
　　我在園區組織了一個籃球隊，自任教練，每天六點半開始練習。萬華德球打得不錯，但早上起不來，經常缺席。我靈機一動，便叫他做教練。他很認真，把美國學校的那一套搬來，從基本動作半蹲走路教起，運動量非常大，隊員們個個叫苦連天。
　　最初，每次練球都要隊員們三催四請，他不論多慚愧，就是起不來。最後我只好用苦肉計，親自到他房門口去等，等了幾次以後，他果然再也不遲到了。
　　他的不修邊幅也驚動了王總的大駕，王總夫婦很欣賞他，有時會邀他去打一餐牙祭。他那一身衣著不僅是不合體，而且是又破又髒又臭。那還不說，他足下一雙球鞋已經穿破了底，他用些報紙墊在洞口，照穿不誤。
　　王總可下令了，搖著頭，對他夫人說：「老趙（大陸的稱呼法）！這太不像話了，你怎麼看不見呢？」
　　「哪裏？我這還比不上你們文化大革命又紅又專呢？」萬華德很懂幽默。
　　「什麼文化大革命？我們已經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了！」
　　「可是我們老美才開始流行這樣。」
　　「別！別！老趙，別理他，趕緊給他全身上下重新包裝一下吧！」
　　衣服倒是好解決，麻煩出在他那雙天字大腳，跑遍了深圳，沒有他能穿的字號。最後還是麻煩陳金耀由香港進口一雙，才得擺平。
　　萬華德為了幫助同事學習英語，每週六晚上有二個小時的課程，其中包括了電視新聞、小說以及人工智能的相關資料。有一個週末他母親從美國到香港來玩，他便提前在星期五上課。他不知怎麼的講起馬了，因為不會分公母雌雄，只聽他「男馬」、「男馬」個不停，下面的同事也不好意思更正他。
　　沈紅蓮正在裡間工作，聽了一會兒，忍不住走了出來，對萬華德說：「你什麼時候去香港看女馬女馬？」
　　另外有位小何，他的父親是暨南大學的教授，動用了不少關係才把他送到我這裏來學習電腦。小何很喜歡踢足球，是園區的足球王。由於我們的工作、學習時間排得滿滿的，連星期天和假日都有學習的課程。（早上雖是運動時間，但無人踢足球。）
　　為了平息他心中的欲念，我與他約法三章。要他三個月內不踢足球，過了這一關，我便教他寫「表格處理」的軟體。他很痛快地答應了，可是一個星期下來，每當他看到圓圓的東西，便心上腳上都癢癢地，癢得難搔。
　　小何苦不堪言，有一天下班時間，剛吃完晚飯，我見到他在籃球場踢球。他也看到我了，但卻神色自若，照踢不誤。晚上上課時，我問他：「還是足球重要吧！表格處理沒興趣了？」
　　「當然是表格處理重要！」
　　「可是我今天看到你踢足球了呀！」
　　「朱先生，您不是教我每天要做三件自己不願做的事嗎？我不願意踢足球，所以才去踢足球。」

　　到過大陸的人，一定都曾領教過一種奇觀。不論是西裝革履的白領紳士或是衣著時髦的窈窕淑女，每到吃飯時間，人人手中捧著一個大碗，在路上邊走邊吃！我當然能理解，在大鍋飯時代，人多地方小，無處可坐，幾十年下來就形成了這種特殊景觀。
　　大食堂就是社會的縮影，我不知道內地如何，這裏的食堂卻有如戰場。首先是亂，亂哄哄，亂糟糟。其次是髒，髒兮兮，蒼蠅滿天飛。這些我都能原諒，國家窮有什麼辦法？可是窮歸窮，社會的秩序及規律總該遵守吧！不！買菜的小窗口永遠擠滿了人，一個個兇神下凡似的，拼命往前鑽。人若不插隊，就只有買殘羹剩飯的份！
　　我看不慣這些，好幾次與人衝突，大概是看我一把年紀，別人多少還讓著點。萬華德一來，就差一點打起群架來。我向園區反應，園區覺得我們這些「外人」大驚小怪。他們很有涵養，表示這裏工人多，工人沒文化，忍耐忍耐就過去了。
　　對他人無心之失，忍耐是美德。但對這種惡劣的行為，忍耐就變成默認，默認變成習慣，習慣一養成便終身難改。這種工人至上的社會，豈不又回到洪荒叢林的時代？
　　這時我們的部門已經有了十個人，為了表示我的抗議，也為了維護我們的權益。我便向丘副理提出，要求自辦伙食。
　　丘副理同意了，並建議我向園區爭取一個人，以後辦事就容易了。她就是王總經理的夫人，我們叫她趙阿姨。趙阿姨與王總都是東北人，塊頭大，心腸直，精明能幹。她曾與王總在美國待了兩年多，思想也很開通。
　　園區明文規定，高級幹部的眷屬不可在本單位任職。這種立意甚佳的律法，總是在一些特權的蹂躪下，變成一紙公文。這次搞特權的是我，我錯在為了解決自己的困難，認為自己特別重要，享受一點特權算什麼？
　　董事長張翼翼堅持不同意，我則不惜以離去作為要脅。爭執了很久，他只好同意「暫時借調」。他把腳蹺到書桌上，無奈地說：「你知道我今天同意你的代價是什麼嗎？」
　　「我知道，是經濟起飛！」我們平時很談得來，這樣說只是故意沖淡氣氛。
　　「可能吧，但是這種代價卻是犧牲原則換來的。」張翼翼是留俄的，他主修化學，在國家科學院中地位甚高。為了支持國家建設，他銜命籌辦深圳科學園區。居然能在沒有經費的支援下，由無到有，建立了一個數十公頃規模的高科技工業園。
　　「請原諒，是我的錯。但是偶而變通一下應該沒有多嚴重吧？」
　　「嚴重當然談不上，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，來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，難道不是變通嗎？其實，我反對的真正原因是為了保護你！」
　　薑是老的辣！趙阿姨是個強人，只可惜生就女身。她對我們的幫助極大，沒有她，我的工作不會那樣順利。但也因為有了她，導致我與工業園的關係，最後幾瀕破裂。
　　原先我住在園區的招待所內，很像臨時作客，沒有安定的感覺。辦公則在園區管理處的三樓，三樓共有五間，我們已經佔了兩間。趙阿姨一上任，就為我爭取到了一間二樓的宿舍，約有三十多坪，趙阿姨又為我們請來一個佣人，以便自行開伙。
　　我以工作要求為由，希望員工集中住宿，另行開伙。趙阿姨果然神通廣大，又設法弄到幾間宿舍，一間作為我們的食堂，其餘的則一一分配給員工。
　　不到幾個月，我們的人員一天一天增加，辦公室一間一間地擴張，最後第三樓全被我們佔用。最盛時員工有四十多人，電腦三十多台，而且全國知名。
　　我知道要發揮人的潛能，首先要激起人的鬥志，然後才是觀念及技術的訓練。鬥志的培養最難，因為我所謂的鬥志，並非指個人而是群體，也就是說，個人對群體共同努力的方向之堅持。因為每一個人生存在不同的環境中，有著不同的需求，對事物也有不同的認知。
　　「國無外侮，必有內憂」，這句話說得透徹已極，人若沒有外憂就很難調動積極性。我不能去製造外侮，其實也用不著製造，在資訊時代，文化上的外侮只有與日俱增，只是這種文化的層次太高，一般人看不見而已。所以，利用現有的科技知識，換上文化新裝，中文自然語言便成了我最理想的教材。
　　從原始目的與方法來說，我所教的課題共分三類。一是積極性的調動，我以人工智能為課目，實際上是以國家興衰與文化存亡為內容。一是品格見解的提昇，以文學、藝術、音樂、電影等為媒介，寓陶冶於娛樂。最後才是技術的教育與工作的指導。
　　不知是誰帶回來了「三大件」，其中有一套錄影器材，新奇歸新奇，不會使用也是白費。我以要發展電腦繪圖為由，把這套器材接收過來。我教學生們編導、表演，把全部員工分成三組，每週拍一部三分鐘的影片。
　　這樣玩得還不夠，我又組織了一個合唱團，自任指揮。員工們也不甘寂寞，一時吉他隊、書法班、羽球隊等紛紛成立，每天從早到晚，個個忙得不亦樂乎。
　　有天不知道是誰提議，男生剃光頭，女生留短髮，當場人人同意，卻無人去做。我不聲不響，自去剃了個光頭回來，萬華德立刻響應。第二天，園區突然冒出八個光頭來（其中有一位不是我們部門的），一時間竟成了大新聞。
　　張翼翼叫我去，問我：「朱先生，你是不是在傳教？」
　　「不是，這是訓練課程的一部分，我要看這些學生中，有誰敢說敢做？」
　　「朱先生，你是不知道，在我們這裏，敢說敢做不是好事啊！」
　　「果真如此，國家的希望在哪裏？」
　　張翼翼只是默笑以對，但是市裏的公安部門卻不這麼想，來了好幾批人，要調查園內的「光頭黨」。所幸張翼翼替我說項，才沒有出問題。公安部剛走，深圳特區報的記者又來了，給我們幾個光頭做了篇專訪，大概的內容是：「台灣來的電腦專家與科技園的工程師們，為了要讓祖國的高科技衝出世界，特別剃了光頭，以示決心…」
　　我們的作息時間是這樣的：早上六點半起，全體員工運動一個小時，內容有球類、內功等。七時半早餐，八時上班。中午休息兩個小時，下午五時下班，晚上八時到十一時上課。週六照常，週日則上午上課，下午休息。
　　這種特殊的工作方式成了園區中各公司爭論的話題，最初很少有人給予正面的評價。即令不罵我作秀，也會說：「新開茅廁三天香，看他們能幹多久？」
　　誰都料不到，三年之中我們除了內容偶有調整外，工作時間從來沒有縮水，甚至於過節過年都不例外，這才杜絕了悠悠眾口。
　　當然，光是苦練又有什麼意義呢？我心中早就有了計較，我向王總保証，每年會繳一張成績單，而且每張成績單也都能保証全世界第一。
　　「不必全世界第一，只要拿得出去就夠了。」王總顯然沒有信心。

　八、夏至
回歸、深圳、學生、園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