轉简體
復原
六、芒種
標準、去國、認同、雷達
中文打字機的製作始終縈繞於懷,有一次我在廣告中看到了一個四十個字位的座標繪圖器(Ploter),我如獲至寶。在我設計中文字庫時就曾經想過,向量結構其實便是座標位置,送到繪圖器上,立刻就可以「寫」出中文字來。當然,這種字並不好看,我又想到,只要重新設計一種筆,再用程式控制「筆法」,一定可以符合中文的書法藝術。
最有利的是這種做法的成本低,大量生產時可以降到三十塊美金以下。我想到就做,立刻叫林嘉勳用漢卡的結構,加一個鍵盤和繪圖器,外殼我則用壓克力版成型。不到一個星期,我們便做好了一台小巧精緻的中文打字機。
雖然是利用現成的元件拚湊而成,且寫字的筆並不理想,但從各方面看上去,都令人愛不釋手。每秒鐘約可寫五六個字,要加快速度也不難,但是當時還沒有人打得那樣快。至於寫字筆也可以換,並且有多種顏色和粗細。
這只是實驗的樣品,我打算設計各種不同寬度的筆,以便寫出各種字體。現成的繪圖器只有四十列,是正常信紙的一半。我找到生產廠商,他們已經有八十字列的機種。在微電腦的控制下,就是一套不折不扣的中文文書系統了。
我拿給莊靈看,他特別為台視做了一次專題採訪。後來工業局長找我去,並介紹交通銀行投資五百萬,與我們公司合作生產。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,但這只是未來的遠景。目前卻因零壹公司的財務狀況不佳,我又不願借錢,各方面都要兼顧,吃力非常。
一九八二年年底,資策會通知業者,召開一個中文編碼會議。有二十多家廠商代表與會,我也忝屬其中之一。新聞界則有經濟日報及工商日報的記者。
不料主持會議的竟是何宜慈,記得上次溪頭會議時,他還很謙虛,自認為對資訊這個新興的行業一竅不通。沒想到事隔幾年,口氣已經變了,彷彿是君臨萬邦。他說他為了解救中文電腦界,設計了一套中文碼,要大家承認為中文交換碼,共同採用。
等他把細節一講,原來就是那套拚湊不全的「溪頭碼」,現在搖身一變,成了尚方寶劍!會場之中只有我與經濟日報的記者是上次的劫後餘生者。據何宜慈的說法,該碼是國內的一流專家,在他的主持下規劃出來的精心傑作!如果貴為「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」,居然也能掩耳盜鈴、一手遮天,我真以做一個中國人為恥!
溪頭碼只是一種兒戲式、大家搓圓仔湯的應酬結果。會中吵吵鬧鬧,根本沒有結論,出席該會議的人士,也沒有人背書。我是全程參與溪頭會議者之一,從頭至尾大家都反對制定不成熟的國家標準。因為彼此都有此一共識,所以也沒有幾個人把溪頭碼當作一回事。當然,除了別有居心的少數人以外!現在,何宜慈據之以為進軍資訊界之法寶,實在令人齒冷!
我立刻表示反對,溪頭碼只有一萬三千字,而僅僅當時國稅局的人名用字就有一萬八,更別說圖書用字了。我認為中文交換碼理應包括所有用字,至於各家要用多少,基於應用的範疇不同,應由電腦公司自行決定。
何宜慈反駁說中文交換碼的訂定,是為了顧及業者的利益,字收不多是因技術上有困難。至於用字不足的問題,國家可以立法限制人民的用字範圍。
我聽了心裡一驚!這正是我最擔心的結果,多年來我孤軍奮戰,何宜慈不知躲在哪裏?今天中文市場成了氣候,他就來個「鋸箭法」,削足適履,美其名為使業者有「生意」可做,骨子裏卻是要斲斷中國文化的命脈。
一萬三千字與八千字有多大的分別呢?不正是一百步與五十步之差嗎?民國元年國民政府公佈了八千字的「電報明碼」,早已成為國際上中文之通訊標準,既現成又省事,為什麼不就用電報明碼作為交換碼呢?我參與過國內多次重要的編碼會議,深知其中原委。字數不夠並非主因,實際上是有人希望表功,藉此爭取一席權威的地位。
早先的明碼設計考慮不週,八千字不夠用,才導致今天的各種困擾。而現在技術進步了,設備更新了,分明可以把六、七萬個字同時納入系統中,為什麼不趁著目前規劃之初,一次徹底解決?稍有大腦就可以看出來,一萬多字絕對不夠用,一旦大量資料建檔完成,再想修改標準,那就痛苦不堪了。
不僅外行如此,連目前大多數從事中文電腦工作的人,都不曾涉及中文系統的規劃,沒有文字應用與功能效率等方面的認識。有人甚至以為在電腦中放幾個中文,就算是中文電腦了。在這種前提下,對賣電腦的商人而言,用字越少成本越低,對設計的程式師也越是省事。那麼為什麼不用八千字呢?乾脆些,用英文豈不更簡單?
有些「誤人」專家還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,認為字數少可以節省傳輸的速度,兼顧與英文軟體兼容的能力。這種理論相當於說:因為中國人口太多,如果人少一點,不僅交通方便些,國民生活水準也能提高,我們甚至可以與工業國家匹敵。
這種理論百分之一百冠冕堂皇,但也百分之一百的與現實不符。我們怎能改變中國人口眾多的事實呢?把少數民族忽略掉?再不然殺掉一半?
這種話聽起來十分荒謬,那為什麼只承認一萬三千字就不可笑呢?我們要使中國脫離貧窮、無知,要使中文電腦發揮文化上應有的效益,難道就沒有其他的方法嗎?時代雖然在進步,但是人性依然,無知、無能使得急功近利的人,總會想盡一切方法,為自己謀取巨利,再用堂而皇之的巧言掩飾他們的私心。
真正的中文電腦應用者是戶政、地政、財稅機構以及圖書館,這些工作都需要完整的中文字集。這套內碼如果不成功還倒罷了,只不過令市場上難以適從,遲早還會有改進的機會。萬一真的由國家立法,限制人民用字,其結果必然是幾代以後,中國人將無緣認識歷史上所用的古字,也就與中華文化徹底分道揚鑣了。
果然到了一九九五年,為了戶政的電腦化,戶政司又制定了一套5,5196字的字集。僅在北、高兩市試用的結果,就不足六千餘字,將來圖書館電腦化可能又要另訂一套標準了。不幸的是,當年大言炎炎的專家們此時都功成身退了,我以一介歸隱的老耄,猶要重做馮婦。
當時,我毫不客氣地當著各電腦公司代表及媒體記者,指責何宜慈說:「這樣做是文化罪人!你說技術上有困難,那是你的能力不夠!我已經証明,在漢卡中已有三萬多字,此外宏棋的天龍、神通的漢通、誠洲的倉頡都有三萬到四萬個字。你不知道,不妨先問問他們!怎麼能把頭埋在沙中,硬說技術上不可能?反而要定一萬多字的標準?」我越說越氣,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個修道人!
「你是生意人,我一向不和生意人打交道!」何宜慈也火了。
「你錯了,我不是生意人!我從事中文是為了文化,國家要我可以送給國家!」
何宜慈把手一擺,收起桌上的資料,說:「我不跟你胡扯,我下面還有一個重要的會議,我先走了。」
果芸一直想打圓場,但卻插不上口。這時見何宜慈要離去,只得靦靦腆腆地陪他出去了。一時場面很僵,誰都不說話。
會場上一片寂靜,一會兒果芸回來了,問我:「朱先生,你說要送給國家可是真的?」
「絕對不假,在場的有好幾位可以作証,我只要求政府替我把零壹公司的問題解決,我可以全心全力把中文系統建立起來。」
接著果芸徵詢在場各廠商的意見,大家都很支持一種共通而實用的方案。為了要証明確實可用,當場推派了三位工程師:宏棋的施崇堂,神通的劉大衛,還有一位是王安的,名字已經記不得了。由他們代表廠商共同評估,以定取捨。
我的技術計有三大部分,一是中文字庫,能在 64KB 的空間內,提供三、四萬字(再多也能擴充)。而且有各種字形大小、字體種類的變化。其次是中文系統,為了與英文兼容,中文必須考慮內碼的編排,以達到最高的效益。第三則是中文軟體,我們已經在「北極星」系統上開發了一套綜合文書、資料庫與表格處理的程式。
三位工程師評估後,一致認同,並建議資策會採用。十二月十五日,在資策會果芸執行長及黃為德副執行長的保証下,確定要在舊曆過年後,正式作技術轉移。
這次我深信不會再有變化了,誰都知道資策會就是政府的電腦管理機構,兩位負責的主管已向我保証過,難道還會錯嗎?零壹公司的部分同仁,初時對我的決定還有些不能諒解。我便向他們解釋我的立場,在大我的面前,小我是不能顧及的。此外中文需要很多特別的技巧,未來他們的工作只有更形重要,而非就此解散。
過了陰曆年,所有的移轉資料都準備好了,零壹已經停業,人人等待著。一天一天,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的過去了,一點動靜都沒有,完全不像有任何人對我們的技術有興趣的樣子。為什麼呢?我實在難以理解,這一生永遠像是生活在惡夢中!
我打電話去資策會找黃為德,每次他都不在,果芸更不用說了。找不到上面的人,只好找幾個經理或工程師,結果不是人不在,就是一問三不知。
記得是四月三日左右,參加會議的經濟日報記者打電話來問我、中文技術移轉的情況如何?我告以沒有消息,他則說他打聽的結果,有人指控我是共產黨,所以轉移的計劃可能有問題。
我聽了不禁心灰意冷,我知道共產黨的帽子一被戴上,再加上我曾有想回大陸的企圖,先別談文化,我很可能連小命都難保。
我從事中文電腦工作本非為名求利,不過是為中國文化的救亡圖存盡一份心力而已。如果社會肯定我,我便有義務為這個社會多作奉獻,否則又何苦自取其辱?自己雖然對電腦軟體及硬體還有很多構想,且都有巨大的商業利益。可是在一個義人稀少的地方,利多適為大害。
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吧!「邦有道則仕,無道則隱」,夫子早有明見。既然有人視我為眼中釘,我何不退讓幾步呢?
我想到袁守謙,他曾是父親的部屬,父親在時曾囑咐過我有重要事可以找他。他目前位居高官,且參與國事,說不定可以打聽出一點消息。我一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,電話打過去,袁伯伯說正要找我,卻不知道我的電話和住址。
他証實確有此事,照理這種小事不可能提到國安會。不論如何,那天科技小組開會是由國安會主席親自主持,會中討論接不接受我的技術轉移,主席手上還有一份指稱我是共產黨的報告。主席說:「這個人既然是共產黨,如果共匪也用這一套,我們該怎麼辦?」
會場上一陣沉默,過了一會,有一位委員(據說是沈君山先生)說:「我們要考慮的應該是這個人的技術有沒有用,如果說因為共產黨用了他的技術,我們就不要用。如果共產黨決定採用三民主義,是不是我們也要放棄呢?」
下文沒有了,至於檯下有什麼動作,袁伯伯也不知道,他只是慎重地問我:「你到底是不是共產黨?」
「袁伯伯,先父不要錢,我也不要錢,但我絕對不是共產黨。」
「這個問題很嚴重,我建議你離開台灣吧!」
打字機也顧不得了,我立刻安排公司的後事,首先問有沒有人自願隨我流亡,結果只有沈紅蓮願意。這就夠了,事實上,也只有她能夠幫我。然後我把全部股權都轉移給員工,這才發覺為了技術轉移,公司財務已經快空了。
我又忙著安排些生意,同時抽空去基隆天顯宮,問最近運氣如何。
大帝公說:「快走吧!有小人害你,晚了就來不及了!」
「可是公司沒有收入,我還要做一點生意才行。」連神都這樣說,我也急了。
「不必,公司沒有問題,你快走,越快越好!」
「去哪裡呢?」我心裡想問的是,能不能去大陸,因為只有在大陸才能搞中文。
「你自己清楚,快走!」
「那我走了就不能回來了?」
「誰說的?一定能回來,放心!」
四月二十日我和沈紅蓮匆匆搭機離開了台灣,二十一日抵達美國洛杉磯,開始了八年的流放生涯。
老孫來接機場我,要我們住他家,但因為我的妻兒也在洛城,我便婉拒了。
老孫給我介紹了一位美國律師,他有個中國名字--萬佩鼎,曾從學於趙元任。他非常風趣而熱心,替我找合作對象,運籌帷幄。此外我又認識了一位蔣祥嘉先生,當時有五十多歲,四川人,曾經是國府駐美大使館的武官,老孫說他是鄧小平的表弟。
組織公司不是小事,等了一個多月,各方面都沒有進展。沈紅蓮決定回台灣去,我知道她回去不會有問題,但能否再出來則很難說。
我能留她嗎?連自己能否找到發展的機會都在未定之天,美國不比台灣,我一生已經毀了,怎能把她拖下水?我給她訂了週六的班機,心裡也作了最壞的打算。如果她不能再出來,今後要靠我一個人努力了,有什麼辦法呢?一切都是天意。
星期五上午,蔣先生與一位錢先生同來,說舊金山有一家美國公司,找我去設計中文雷達。我已經失去了信念,不相信一天之內能有什麼奇跡。沈紅蓮一走,我一個人獨撐大樑,恐怕力有未逮。錢先生認為反正還有一天,他自願送我們去舊金山,萬一不成,當天就可以趕回來。如果談妥了,豈不是皆大歡喜?
於是,由錢先生駕車,我們立刻趕到舊金山,找到該公司。大家談得還不錯,我們兩個人一個月薪水五千,是免稅的,支票要由海外撥付。
這間雷達公司透過蔣先生的關係,賣了很多導航系統給中共,當然前提是非用中文操作不可。我知道這項工作難度很高,但卻咬緊牙關,先接下來再說。
蔣先生也到舊金山來了,他說中國政府邀請他和我回國觀光。我聽了受寵若驚,但是目前工作還沒有安定,我不能把沈紅蓮一個人丟在舊金山。蔣先生聽了,慨然把他的機票讓給沈紅蓮,叫我們一起回去看看。
傳言中,台灣政府一直在暗地監視中共大使館。我怕去大陸的事曝光後,自己雖沒有什麼可懼的,卻會危害沈紅蓮在台的親友及零壹的同仁。在去簽証時,我特別買了頂呢帽子,戴著黑眼鏡,神神秘秘地溜了進去,沈紅蓮雖然心裏也緊張,卻堅持不肯偽裝。當時的總領事是唐樹備先生,他很客氣,立刻給我們發了台胞証。
去國三十多年了,真是鄉音未改鬢毛催,回到過去逃離的故土,心頭的滋味實在難以形容。七月二十六日我們坐飛機由舊金山動身,第二天晚上到達上海上空。我俯瞰地面,一片漆黑,偶而見到點點燈光,簡直比汪洋中的船隻還要稀少。
飛機著陸後,我們走出機艙,經過空曠而不甚開闊的停機坪。大家魚貫而行,來到一所矮小的兩層樓樓房。昏暗的燈光、濕熱的空氣,使我無法相信這就是亞洲最大的都市--上海,更不願相信腳下踩著的就是聞名已久的虹橋機場!
我一向反對物質文明,但是,眼前所看到的讓我不禁懷疑,這就是中國嗎?顯然,中國是貧窮的,但窮到這個地步,簡直比巴西的聖路易市好不到哪裡去!國家窮,人民必然生活困苦,雖然平常看到不少報導,但是總與親身體驗有一段距離。
候機室中有幾個十七八歲、身著寬鬆綠色軍服的姑娘,正在嘰嘰喳喳地說笑。我試著與她們搭訕:「請問你們是軍人嗎?」
「不是,」她們笑了,一個人說:「我們是海關人員。」
「啊,上海經常是這樣熱嗎?」
「一會兒就好了,空調剛剛打開。」大陸上把冷氣叫空調。
「空調剛剛打開?」我根本沒動腦筋,順口說著。
「為了省電呀!哪能像你們?你是美國人吧?」一位姑娘神色不太愉快地說。
「不,我是中國人,我在家也是一樣,不用就把空調關起來。」我是想討好她。
「我可不一樣,我家沒有空調。」那位姑娘說完回頭就走。
這種情緒似乎到處可見,尤其是店裡的售貨小姐,那副晚娘臉遠比五十年代我在台灣見到的公車小姐還要難看。
有一次,沈紅蓮想要買本辭典,到北京王府大街的新華書局去找。那些服務的小姐一個個坐在櫃台後,相互嘻笑,不論客人問什麼,她們都不理不睬。
最後沈紅蓮總算看中了一本,問一位小姐要多少錢。問了好幾次,她可算開了金口了:「多少錢?妳買得起嗎?」
這是什麼道理呢?共產黨的教育不是強調要為人民服務嗎?如果說一年半載不能改變一個人,我可以相信。但是大陸實行共產主義已經三十多年了,多多少少應該有助於人態度的改善。更何況北京人一向以好客有禮著名,怎會變得如此乖戾?
到了北京,統戰部招待我們住在北京飯店,一個人一大間套房,非常闊氣。我一向窮慣了,這般享受心有不安,加上囊中羞澀,什麼送禮呀、小費的一概裝作不知有此一說。而且一再聲明,我最欣賞共產主義不送禮,不給小費的習俗!
統戰部也派了兩位官員招待我們,一位姓林,一位姓王。在大陸半個多月的時間,他們一直陪伴著我們,從北到南,安排行程、接洽事務,非常辛苦。由很多細節上,讓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們的紀律以及服務的精神。
在北京,我們參觀了故宮、十三陵、香山、北海,吃過聞名的仿膳,也爬上了「是好漢」的長城。這些景物並沒有激起我多大的衝擊,因為要瞭解一個時代,必須從人下手。北京雖然到處是人,但是要看透人心,卻不是件簡單的事。
在參觀明孝陵時,看到地墓中掛著一個說明,後來每到一個地方,都沒有例外。那些說明千篇一律地都是嚴詞譴責封建君主的勞民傷財,浪費民脂民膏,建造了這些沒有價值的建築。是嗎?如果沒有這些古蹟,每個人吃得肥肥胖胖的,死了以後還要歷經千萬年才能化成石油,這樣的中國人有什麼價值?中華文化的証據何在?今天的中國人,又能有什麼值得自傲的?如果以貶謫先人為樂,不妨想想自己的將來吧!
有個清晨,我和沈紅蓮走到故宮旁的原御花園(現已改為「工人勞動宮」),我打算瞭解一下人民的生活方式與想法。門票是二分錢人民幣,進到裡面,是個極大的花園。有假山假石,盆景花木以及各種雕樑畫棟的建築。但是一眼望去,黃土鋪地,寸草不生,無法感受南國花園襲人的綠意。
北京雨量不豐且多風沙,能有這麼多花木已屬難得。地上很乾淨,一定是常有人打掃,或是大家都有公德心。園中到處是人,多半是些老者。有的在練馬步,有的打太極拳,還有人在樹下或牆前半蹲半坐,雙臂虛抱,彷彿懷中有個大缸。
花叢之間有一些長條的座椅,三五成群的有不少人在休息。我特別想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,因為這才是最真實的人生。
我也找個空位坐了下來,身邊有好幾個老太太。大家多半是木然地呆望著前方,偶然回過頭來,與旁邊的人有一句沒一句地搭上幾聲,也聽不出什麼主題來。
這代表了什麼呢?可能是人際關係淡薄,也可能是人與人之間沒有信心。我知道,當人與人之間無話可談的時候,就表示人已經被孤立了。對這些老年人而言,不論從哪一方面看,他們原本就所剩不多,如果連身旁的事都提不起興趣,那又代表著什麼呢?
離開北京後,為了觀賞祖國風光,我們要求搭火車南下。途經淮河平原,先到南京,再渡江去南通,探視沈紅蓮的奶奶。然後再去蘇州、杭州,經上海回美國。
我們坐的是「軟臥」,四個人一間,倒頗為舒適。天一亮,我就注目窗外,連續幾個鐘頭,盡目望去一片無涯的青蔥,完全不是過去想像中荒涼殘破的淮河平原。至少,我相信人民溫飽應該不是神話了。
在南京時,我們住進一所很閎大而又寧靜的賓館,據說曾是王洪文的公館。於各地參觀拜會之餘,令我印象最深刻的,倒是南京市內大馬路兩旁高大的梧桐樹。因為沈紅蓮是南通人,所以統戰部特別在行程中安排了南通的拜訪。南通在長江北岸,離開南京後,要坐渡輪過江。
我們晚上八時離開賓館,天氣熱得像是在火爐中一般(氣象報告說是攝氏三十八度,實際上是四十二度,政府為了避免民眾慌亂,特意少報)。陪我們同來的老林笑說,南京正是長江三大火爐之一,我們來得不巧,正好挨烤。
這真是世界奇觀!只見南京大馬路的路肩上,密密麻麻地睡滿了民眾。從賓館到碼頭,汽車走了半個小時,我就沒看到過一塊空地。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有這種耐性,大家居然整整齊齊地,像是逃難,卻又像露營,全城都露天而眠。
一到碼頭更是人潮洶湧,看熱鬧的、等著上船的統統擠成一堆。誰都不知道誰要幹什麼,反正有人往這邊來,也有人往那裡去,大家擠來擠去。這時我早已汗流夾背,眼鏡片上一層霧氣,在人群中熱得頭昏腦脹。
統戰部南京的「部長」也來了,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,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。我以為部長一定是大官,他們告訴我,在編制上各地都稱為部,頭頭都是部長。大概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之一吧,名義上不分階級,但內部階級分明。
那位老部長在前開路,被擠得東倒西歪的。我見到有些人欺負他老,故意推他撞他,不由得火冒三丈。尤其是沈紅蓮,她那份俠情又被激發了,一副火山即將爆發的模樣。顧不得自己是客,我連忙擠到那位部長的前面,打算跟那些惡客講理。
老林緊跟著我,看我神情不對,忙把我拉住說:「今天實在太熱了,別急別氣。」
「可是,他們為什麼一點也不尊重年紀大的人呢?」
「唉!沒有辦法!文化水平不夠嘛,原諒他們吧!」
在台灣讓貴賓免於困擾的方法是利用特權,任何貴賓都有相當特殊的優待。據我所知,當時去大陸的「高科技專家」並不多,我算是頂重要的貴賓了。而對我唯一的優待就只有住宿,因為旅館嚴重不足,經常得安排在一些特別的招待所裡。
我還有什麼抱怨的呢?難道希望有警車開道?保鏢護衛?
沈紅蓮的家人很平實,生活算得上是小康,在地方上小有地位。我們逗留了一天,轉程蘇州、杭州,參觀了留園、西湖。最後到上海搭機,於八月八日返回美國。
剛回到RDI 公司,蔣先生又帶來一封邀請函,請我參加九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中文信息會議。蔣先生認為我應該回中國服務,我也頗有同感。尤其是中文電腦的技術正在轉捩點上,如果沒有掌握到正確的方向,未來要付出的代價一定不小。
由於蔣先生的關係,雷達公司對我回國開會沒有刁難。只是比爾有個條件,如果大陸有意與我合作,他要分一半的權利,我很痛快地一口答應。不料,比爾又提出一個條件,要我與他的律師同去,而且不管任何談判,都要有律師在場!
蔣先生悄悄對我說,不妨先答應他,大陸方面會為我安排。果然,一到北京的機場,在行李通關處等行李時,突然有兩個陌生人走到我們的面前。一位攔在那位律師前面,一位把我領到特別通行口,連行李都沒有檢查就出關了。美國律師只好傻傻地排著隊,不知所措。到了北京,我住宿的旅館也另行安排,一切對外保密。
大陸稱電腦為計算機,由四機部的計算機管理局掌管。我一去,就安排了一個星期的講學,講解我的中文系統觀念。
我將中文打字機的樣品及藍圖送給計算機管理局,希望他們大量生產,以利中文之應用(不幸多年後我再去探詢下文,該機竟然下落不明,不知所終)。我從他們的態度上,發現到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現象,他們一再強調在五○年代,其電子技術明顯地優於日本。對於目前的落後,他們雖不否認,卻流露出自卑與自傲夾雜的複雜情緒。
我立刻警覺到,一不小心,就可能戳破那急欲掩飾的怨恨。但是,這不是壞事,人只有在不服氣的情緒下,才有可能發揮自己的潛力。起碼,總比那些衷心認定外國月亮圓的工程師好多了!
只是重視技術的人就必然重利,因為技術就是利的結晶。急功近利的人如果能夠做到「各人自掃門前雪,休管他人瓦上霜」就相當不錯了。我不怪他們,但又不能不表達我的看法,表達的結果與在台灣差不多。在台灣,有人打小報告說我是共產黨,這裡他們說得比較含蓄,只認為我上了國民黨的當。
我最關心的是他們的「國家標準碼」,只收了六七六三個字。堂堂大中國的國家標準竟抄襲自日本的工業標準碼(JIS Code )!如果說禮尚往來,過去日本自中原吸收了部分文化以及中文,如今物歸原主倒也說得過去。可是連日本人都知道,文化用字難以規範,為了工業上的需求,收取了七千多字只做為「工業標準」。
中國人大概以為日本人智慧較高,再不然認為現代中國只需要工業就夠了。所以日本的工業標準,搖身一變竟成為中國的國家標準!
我告訴他們沒有必要這樣屈就,即使是收兩萬四千字,也可以設法與英文系統兼容共存。但是,當時沒有一個人聽得下去,工程師的心態和我在台灣所見一般,咸認為六千字已經太多了,多得他們都認不得。最好像英文字母一樣,二十六個,最容易處理。
另外一個錯誤的觀念是放著大量無所事事的軟體工程師,不讓他們徹底瞭解系統觀念,也不自行開發系統程式。卻發動了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的第六所與四機部合作,大搞各種「漢化」程式。
所謂漢化是將原程式所顯示之英文字符改為中文,如此而已。在技術層次上還趕不上我們當年在零壹修改其他的電腦,使之能處理中文。這樣的不思從頭研究,在未來的發展上,絕對是一條「此路不通」的死衚衕。
為什麼呢?軟體的價值即在於程式技巧的應用,如果工程師只看程式的外表,而不深究其結構內涵,就得不到技術的精髓。把程式中的字符改成中文太容易了,而自行開發軟體則非常困難。沒有人不願意做容易的事,到最後除了依賴抄襲之外,第一流人才真正的本事都浪費了。
本來我還抱著一絲希望,如果有人支持我的看法,我會留下來,死心塌地把平生所學,報效給知人善用者。不幸,這一點點卑微的奢望,從台灣到大陸都行不通。似乎所有搞技術的,都得自行揚名立萬不可。「文人相輕,自古皆然」,只要略作修改,把「文人」改為「同行」就傳神了。
有一天晚上,我正在旅館休息時,服務台打電話上來,說樓下有位我的親戚來找我。我請他代為拒絕,因為根本沒有人知道我來此,更沒有什麼認識的親戚。上次我到北京來時,曾經有位香港的商人冒充是我的表弟,到四機部大做生意。所以一碰到這些事,我寧願得罪人也懶得答理。
不料那位「親戚」很堅持,竟然找到我的房間來,服務人員阻攔不住。我開門一看,服務員旁邊站著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和一位紳士。我遍搜枯腸,始終沒有一點概念,不知是哪門子親戚。
那位婦人看我一臉神情茫然的德性,便說:「你是朱先生吧?我是先芙,蔣祥嘉的表姐。」
聽她滿口的四川土音,我才恍然大悟,是鄧小平的妹妹!我忙向服務員道了謝,解釋說,的確是我的親戚,同時將他們兩位請進屋來。
「蔣先生說你很愛國,很想回國為祖國效勞,所以我特別來看看你。」
「不敢當,我是受到蔣先生的感召回來的。」
「愛人在哪裡?有幾個娃娃?」倒底是女人,最關心的還是家事。
「愛人在美國,有一個娃娃。」愛人兩個字很不順口,入境隨俗吧。
「娃娃多大了?」
「十六歲,讀高中了。」
老實說,我不敢相信面前這位和藹可親的中年婦女,居然就是中國頭號強人鄧小平的妹妹!她穿著一件灰色的短上裝、黑布長褲,頭上是清湯掛麵似的齊耳短髮,腳上穿著一雙布鞋。由她說話的態度以及我們交談的內容來看,她完全是一個土裡土氣的鄉下人,而且執著於家庭、親情,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傳統婦女。
她對我的生活垂詢甚詳,由於我的四川話還沒忘掉,談起往事時,真好像是親人一般。我們談到很晚她才離去。臨走時還一再吩咐,有事可以找她。
第二天我把這件事告訴統戰部的接待人員,他們聽了,搖頭不信,說一定是騙子。因為以鄧小平的身份,他的妹妹不可能這樣隨隨便便地出來。
我不認為是騙子,但心底未嘗不在懷疑,鄧小平的妹妹怎麼會這樣平實?我過去所接觸的任何人,只要有三分地位,就必然有七分排場。我相信物以類聚,人以氣集。若她果真是鄧小平的妹妹,那鄧小平不僅是個政軍奇才,更是一位品德高尚、志節出群的偉人。
統戰部的人打聽了一陣子,回來對我說,那位鄧先芙真的是鄧小平的妹妹。而且早年就加入共產黨,參加長征,建立過不少汗馬功勞。但是生性不喜歡拋頭露面,所以外界知道得不多。言下還很有些遺憾,錯過了見識這樣一位大人物的機會。
至於中文信息會議的過程,不外一些應酬文章,乏善可陳。我已事先講好,把座位安排在大陸各界專家這邊,上海科委的劉建民也在座,我們曾在美國見過。他大感詑異地問我,是什麼單位接待我的。我告訴他是統戰部,他立刻向大會抗議,因為他認為我是他邀請的客人。
我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,後來才知道,我的邀請函果真是上海科委所發的。領事館交給蔣先生,而蔣先生沒弄清楚就通知統戰部接待我。到了北京,統戰部又認為我是電腦專家,便把我帶到四機部的電子計算機局,成為局裡的貴賓。
原來不過是場誤會,我答應再去上海,也講學一個星期,這才把事情擺平。人生的機緣很難說,如果先去了上海,打字機可能付之生產了。緣在美國見面時,劉建民就看中了那部中文打字機,一聽說我送給四機部,他失望得只是說:「可惜了!太可惜了!」
「不會吧,我看他們也很重視。」
「你等著看吧,北京都是些做官的人,絕對看不出打字機的價值!」
我回到美國不久,突然有天半夜,電話聲響起,那一端竟是聯合報的記者!他開門見山的問我是否去了大陸,我承認是去開中文會議。他又問是否打算回大陸工作,我則老實告他,目前還沒有計劃。
過了幾天,台北公司的同仁寄來一份聯合報,上面報導了我去大陸的越洋專訪。同時又附上了一份舊的,那是在我離開台北的第二天,報上說我經營公司不當,欠了幾百萬的債務,最後只好一逃了之。我看了只覺得好笑,報紙的可信度不過如此,連當事人都搞不清楚,一般讀者到底能知道幾分真假是非呢?
我開始在雷達公司上班,先把雷達的軟硬體作了一番通盤的認識,然後再來研究應該如何動手。一研究之下,發現問題說大不大,說小不小。因為操作時人所看到的訊息都在一個「雷達繪圖裝置」上,也就是一個專用的監視器,只要能將顯示的訊息改為中文,就一切都解決了。
難的是硬體及軟體都要能配合得恰到好處,所幸我早就想過這類問題,我的潛意識隨時隨地都在設法把看到的英文改成中文。
我先研究硬體,發現監視器中的英文字符是7*15大小,這樣兩個英文字的空間(15 *15)剛好可以湊成一個中文。此外其英文字符貯存的方式,是以ASCII 順位連續燒在一片唯讀記憶體中。由於雷達專用術語不多,沈紅蓮負責將之譯成中文,而且限制在九十六個字以下。我只要再重燒一片中文字形,再將程式中的英文改成所譯的代碼即可。
但是為了找尋顯示英文字符的程式,花的功夫可就大了。程式部的經理自詡他們的說明文件準備得極為充分,所以程式一看就能瞭解。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,在美國,軟體程式師流動性很大,那些程式早已換手多次。而幾位現職程式師,花了三天的時間,一直搞不清在那成疊的文件中,什麼是什麼。
我等不及了,決定從頭找起,我寫程式一向都要求精簡,沈紅蓮戲稱我為朱 3K 。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美國人寫的應用程式,其臭其長幾乎嘆為觀止。當我告訴他們希望有一份列印出來的全部程式時,那位經理面有難色,問我說:「什麼時候要?」
「什麼時候都可以,但是為了爭取時間,當然越快越好。」
「快不起來,因為這個程式印一次要好幾天,要好幾箱列印紙。」
「好幾天?程式倒底有多大?」
「大概有兩三百萬個字元?」
「兩三百萬?不是用組合語言寫的嗎?」因為組合語言最精簡,我寫程式到今天,全部加起來還沒有寫到三萬個字元。
「那麼只印控制監視器的那一段如何?」
「怎麼印?天知道那段程式在哪裏!」他不禁惱羞成怒,一肚子怨氣都傾了出來: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麼不用英文呢?我們做什麼,你們用什麼,省掉多少麻煩!」
最後只好由沈紅蓮與我自行動手,幸虧上次她為神通改寫中文字庫時,所用的系統就是眼前這一套。沈紅蓮一段一段有耐心地調出來,一段一段仔細地檢查。找了一個多星期,只把有可能的幾個檔印了出來。結果印出來的程式,幾乎有一個人高。
我一面檢查程式,一面感慨萬分。這種程式可以說完全是垃圾,既無章法又無結構,大量利用一種美國人最驕傲的巨集 (MACRO)形式,無限量地浪費寶貴的時空資源。巨集形式原來是很好的構想,有些不斷重複的手續寫起來太繁瑣,利用巨集指令,程式師只要設計一次就可以隨時取用。可是把巨集用得恰當卻不容易,因為工作的重複並不表示每次作法完全一樣。懶人便用笨法,一次把要做的事都寫在一處,要用時順手就抓一個。
這事好有一比,人每天要出門,便設計一個程式專寫出門。但出門方向不一,沒關係,程式先出門辦完事,回來才發覺方向錯了。方向錯了又可以修正,於是又有一段修正程式…如此類推。
程式師會說:「你看我多聰明!所有的情況都考慮到了!」
只有一點他沒有考慮到,真要出門的人不必先出去再修正,他的方向早就決定了!
我提出了中文化的工作進度,認為兩個人一個月可以完成。雷達公司內部開了一個協調會,沒有人相信。因為不相信,就都認為我不是個騙子就是外行。可是沒有中文不能交貨,騙子也好,真功夫也好,反正損失不大,試試看有什麼關係?
關係在面子,因為硬體及軟體部門的經理都堅持說,天下不可能有這種技術,尤其中國人懂什麼?找中國人做有損尊嚴!
他們開了一天會,我則在場外備詢。最後由於比爾的堅持(他的理由是:中國政府對我那般重視,絕對不可能是騙子),又為了交貨,不得不讓我試試。
硬體部門有位老技師,我曾經和他討論過,他知道這計劃行得通。公司很慷慨,連那老技師在內,三個人給了一個月的時間,一定要做出來。結果我們只用了十二天就完成,從此公司上上下下,人人對我們刮目相看。
人生的得失往往不是一時可以認知的,我從小就喜歡硬體的電子、機械,如果不是當年那位程式師把我氣得一佛出世,怎樣都不會改玩軟體。孰料軟體正適合我的創造力,無限的時空全都在思維邏輯的控制下。多年來的經驗証實我只要明確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,也只要我有機會動手,從來沒有失敗的例子。
絕大多數的電腦從業者都只將電腦當作謀生的工具,我則不然,我一直在找尋一種理想的工具,以實現自己腦海中的構想。電腦之有價值就在於有了可以隨意控制的軟體,當然,電腦也有「遺傳」上的機能,再透過一定的手續,新的設計就成為它的「經驗」。這不正是人類進化的縮影嗎?然而上帝造世界尚且要七天,人改變程式卻只在須臾之間。
為此,我完全站在「天」的立場,來看待「人」的替代品「電腦」。我必須敬重電腦的尊嚴,寫程式要像藝術創作一般,精益求精!一旦精通了電腦的各種細節,不論要用電腦做什麼,只要做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,沒有做不到的!
中文雷達成功了,比爾信心大增,表示要投資五十萬美金和我們合作中文電腦。我便將林嘉勳找來,打算以 IBM PC 為基礎,完全利用軟體,將之設計成中文電腦。
此外,我看到雷達公司有一種船上用的衛星定位系統,可以改成汽車上用的地圖系統。比爾一聽,半響不吭一聲,過了一會,他才說他認為應該先做中文電腦。那位老技師後來偷偷告訴我,說比爾在硬體部成立了一個小組,專門研究汽車導航。
茜茜莉沈是Ether net 的設計人之一,與超大型積體電路(VLSI)之父卡維米德過從甚密。她知道中文的潛在市場,很想把中文系統放進一片超大型積體電路中,朋友介紹我與她見面,看看能不能夠合作。
這時,我正在與沈紅蓮兩個人,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做中文的概念結構。我在巴西教音樂學院的同學中文時,就發現中文文字結構中,有一種字義的「概念分類」。人只要熟悉了其分類特性,就很容易瞭解中文的意義。事實上,倉頡輸入法是概念應用的另一個方向,而概念才是核心。
比如說,「車」是一種概念,由於車的用途很廣,人在陸上的行動都必須用到車。久而久之,車便自成一類,在「車」字之前加上動力或功能種類者,有戰車、火車、牛車、汽車等;在其後加上部件,則指屬於車之部位或結構的車頭、車輪、車軌、車廂等。從造字來說,把「車」字視作分類字首,則所有從車衍生之字,如輪、軏、輎、軹等都可以組合出來。
我在倉頡碼的設計中,已經有了概略的分類,至於細部的定義則一直沒有時間去做。現在正好利用時機,每天下了班回到公寓,便開始了分類的工作。
我用四個字元分別定義為四種形式,再以八種特徵做細部的描述。這樣一來,每個中文都可以用四字元或者三十二個位元來表達。
再以「輪」為例,已知其屬車部,是車之一種部件,第一字元定義其詞性及用法;第二字元指其位置在下接觸地面,能滾動,由軸與體接;第三字元定義其形狀,圓形,有內外結構,充氣;第四字元則說明其材料,性質等。
當文字與文字組合成詞組時,就根據一定的組合規律,查各字之間的交集,以得知所代表的涵意。如「一個車輪」指車之輪,因其交集為車及部件,但如「一輪明月」,其中輪與明無交集,但與月有交集,兩者皆為「圓形」,月與明有交集為「光」。是以我們知道此輪已非車輪,而為一種有光的圓形物。
我之所以要動手做概念結構,是受到日本「第五代電腦計劃」的衝擊。日本人是非常值得敬重的民族,因地緣的特性,日本人隨時隨地都心存危亡,力求自保。偏偏鄰國是個大而無當鬆鬆散散的古老民族,強盛的時候固是不可一世,羸弱的時候卻也亡不了。日本人永遠在危險的邊緣,所以必須隨時保持警覺。
一旦日本強大了,最安全之策自然是把中國大陸據為己有,才能一勞永逸,才有本錢效法中國人的大而化之。日本目前已經是超級經濟大國,假如第五代電腦的計劃能夠成功,中國必亡!只要瞭解什麼叫做第五代電腦,就知道為什麼中國危在眉睫。
在五○年代,當第一代計算機開始發展時,美國學者就提出「人工智能」的可行性。他們認為人的思維可以透過符號表達,而機器能應用符號,而且工作效率最高。只要能把人所瞭解的符號設計成為計算機能應用的形式,機器何嘗不能有人的智能?
一代一代的研究下去,雖然很多人失敗了,但是計算機的功能卻突飛猛進。每次當一批研究的人放棄了多年的心血時,就有另一批人藉著新一代的計算機,又興緻勃勃地展開新的冒險。由第一代到第三代,一個一個希望幻滅了,他們並未絕望,只是認為當前計算機的容量及速度尚不夠,必須再提高千倍以上,當量變產生質變時,問題將迎刃而解。
日本在電子領域的成功全是靠美國人的發明,如果日本人創先開發出容量及速度都超過當前一千倍的積體電路,豈不是一種劃時代的發明?更何況果真量變產生了質變,日本也就有了人工智能的技術。
所謂人工智能的技術,是指將人的智能轉移到非人的機械上的一種技術。其中包括觀察、辨識、語言、記憶、思維、判斷、控制等項目。
以日本雄厚的生產實力,只要把人工智能的技術應用在軍事上,在他們現代化的流水生產線的一端輸入材料與能源,而輸出端則是千千萬萬整齊劃一、精神抖擻的「鐵甲武士」。這些武士心狠手辣,打不死,累不壞,只要原料無缺,就可以生生不息!果真這種鐵甲大軍臨境侵入,其後果不喻可知,人類文明亦將重寫了。
我不相信日本人能成功,但卻知道人工智能之到臨只是時間遲與早的問題。我由中國文字中已經看到了其可行性,難道別人就看不到嗎?日本人的計劃我詳細分析過,在自然語言及常識庫之間是一個大而無當不可能竟功的鬆散結構。除非自然語言即等於常識庫!而這種可能只有中文具備,但日本也用漢字,萬一日本人發現了呢?
我做這種研究的心態之一,是想知道到底有無這種可能性?如果有的話,是不是能夠釜底抽薪,以為人類留一點後路。
由於茜茜莉沈與卡維米德對人工智能知之甚詳,我時常向他們討教,想多瞭解一點美國人的觀念。米德身材瘦長,人很風趣,談天說地頗有名士之風。但是他們所知的都只是硬體部分,我則認為硬體環境尚未成熟,未來變化的空間還很大。
米德聽了很不高興:「你憑什麼說 VLSI 還不夠成熟?你知道在每一平方英吋上有多少電晶體嗎?你知道晶圓最大的極限是多少嗎?」我知道,他真把 VLSI 當作他的兒子。
「這都是技術問題,當上游技術改進後,情況還會變的。」
「這是什麼意思?」
「我是說每一次硬體的設計,都是將當時已有的技術用到極限,包括真空管及電晶體的設計在內。但是只要有更新的物質材料出現,就會有新的改變。」
「你認為硬體的進步永無止境嗎?」
「當然不是,但是目前顯然還未到達極限。」
美國人的度量很大,能容納不同的意見,如果他是中國人,恐怕再也不會理我了。
茜茜莉決定去大陸談合作,邀我參加,這當然是件好事。她介紹我去見她們幕後的投資人,一位艾森豪時代的國防部助理。
我一見他那種趾高氣昂的態度,心中就有些不快,既然要合作,總得像個朋友才是。茜茜莉和他談了一陣子,我很少開口,當然英語水準不夠是主因。
那位助理先生一直在觀察我,突然他問道:「朱先生,你是美國人嗎?」
「不是。」
「那你打算入美國籍了嗎?」
「沒有這個打算。」我答得很乾脆。
「萬一有必要呢?」
「我只做我的工作,沒有必要。」
「怎麼可以?茜茜莉,妳怎麼能讓他參加我們的計劃?」
事後茜茜莉對我大表不滿,她認為即使我不打算入美國籍也沒有必要承認。而我也說明,要我提供中文技術不是問題,但我絕對不會參加他們的計劃。後來,據我所知,他們的計劃因為中國拒絕了而不了了之。
這時IBM PC上市了,我用8088指令重新改寫原來的字庫。而且把字形放大縮小的技術也做了一番規劃,打算分幾個階段來發展。第一個階段只做兩種大小,即15*16 與24*24 ,如果成功了,我就有把握使之放大及縮小成各種比例。再下去,我將知道有沒有可能再加上字體、字形及其他各種變化。
由於整天專心於文字與圖形的轉換,人間事常常難以顧及。
我們住在舊金山,常須回洛杉磯辦事,兩地之間走五號高速公路比較快,但路上往往是連續數十公里沒有一個轉彎。因為我心中有事,經常不知不覺開起快車來。為了避免被公路警察逮個正著,只要看到有飆車族,我立刻踏下油門,前呼後隨,風馳而去。飆車族都同病相憐,很能相互照應,在有警車巡邏之處,對面必有開來的同類,不停地閃著車燈,提出警告。
從經驗中我知道,夾雜在車隊的中間最為保險,車隊的頭尾最容易被攔截。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所以車隊經常變換隊形,各人也須自求多福。
有一次我要回洛城,開了一部1985年勝利牌的白色敞蓬小跑車。那部車只要一踩油門,十秒鐘之內可以加速至七、八十哩。這部跑車是雷達公司的公產,因為目前沒人開,所以借給我代步。
車行在平坦而廣闊的高速公路上,與人生何異?望天地之悠悠,前無古人,實在寂寞不過。偶而也會遇上一兩部車子,相互角逐一番,但總是過不了多久就勞燕分飛。好在我的心中還有一條熱線,隨時隨地可以與古今大師閒話家常,討論人生。
突然,前面出現一個黑點,與我相距約有數公里距離。我立即一踩油門,小跑車如騰雲駕霧般,以每小時一百二十哩的速度向前衝去。人在車中,車在雲間,我見到了逍遙在雲中的莊子,正擬分享這種鐵鳥之夢,眼前的黑點漸漸長大…
黑點變成了車子,車子的形狀也越來越清楚,車頂上有個東西很耀眼,是警車的閃光燈!糟了!這叫馬屁股上拍蒼蠅!怎麼辦?還逃得掉嗎?
我保持冷靜,下意識地繼續前行,直到接近了,保持著安全距離,亦步亦趨。
過了不久,那警車終於閃著燈號,叫我到路肩上停下。
「你知不知道你開車的速度?」那警官走到我的車旁,拿出罰單。
「不知道,我只看到你的車子就追過來了。」
「你怎麼可以追警車呢?」他又好氣又好笑地說。
「路上實在太寂寞了,想找個伴。」
一定是這句千古不變的真心話打動了他。他收起簿子,道聲下次小心,走了。
六、芒種
標準、去國、認同、雷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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