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、穀雨
電腦、中文、資料、回國

　　有一天，我在工作中目睹了一本書的出版經過，由原稿送進工作間，從打字、校對、完稿、印刷、裝訂到送到書攤銷售，一共只花了整整十二個小時！
　　這件事給我的衝擊無與倫比，可以說徹底改變了人生的方向。如今回想起來，人的成長似乎有個嚴格的品管流程。一步跟著一步，一環緊扣一環，絲毫不爽。再要仔細分析下去，將不難發現人的判斷力、意志力、創造力等都與心態建設的過程同步。
　　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覺悟以前，其結果及意義必然大不相同。人的心態成熟與否，端視所能從事的工作而定，小用小成，大用大成。古人說：「大器晚成」，晚成雖未必是大器，縱觀歷史，所有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功業，無不是在人心智成熟以後之所作所為。
　　我很瞭解國內出版界的窘況，由於中文字多，通常都採用鉛字排版。排字間的面積要大，以便大量貯存鉛字，甚至還要有銅模，隨時鑄造殘缺不足的字型。鉛字版則又笨又重，熟練的工人一天也排不了一版。再若要修改內容或調整章節，可是一等一的大功夫。因此一般文稿都要設法遷就版面，因陋就簡。
　　一般說來，如果是一兩百頁的書籍，初排就要兩三個月；校版一次又是兩三個月。待全書排妥交印，直到印刷完成，大概要將近一年的時間。
　　如果中文也只需十二小時，就能將最新的知識立刻傳到大眾的手中，使這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，得免於無知、愚昧，那將是多麼有意義的事！
　　那是一個早晨，當我到達辦公室時，米朗達還沒來。也難怪，自從我把所有責任一肩負起後，他要做的事就不太多了。
　　八時準，編輯部送來了份公文，附著厚厚的一疊打字稿，叫我簽收。我簽了字，臨去，那個人很慎重地又囑咐了一句：
　　「別忘了，晚上八點要上市啊！」
　　幸虧他這一句話，竟為我開啟了一扇天窗，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天地。
　　「什麼？這本書晚上八點要上市？」我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　　「怎麼？這是緊急要件！你難道不知道？你們主管呢？」
　　「今天該我負責。」我不好說米朗達來晚了。
　　「好！那你按照規定做就是。」
　　他走後，我趕緊去查作業手冊，果然上面規定緊急件要在十二小時內完成！我心中還在不停地想，怎麼可能？但是上面的確是這樣寫的，白紙黑字，一點都沒錯！一定是我自掃門前雪，平時不關心所有事務，沒有注意到全部的作業過程。
　　於是，我細心地記下全部的作業流程，全力追蹤，一定要知道其中的奧妙。
　　根據流程，首先我到樓下的「打字間」。裡面有二十台電動打字機，每個座位上有一位打字小姐。我把公文帶去，請打字間的負責人簽了字，同時把稿子交給他。他好像司空見慣，一句話也沒問，立刻叫所有的小姐把當前的工作停下來。然後將手上的稿子，隨手東分一疊、西分一堆，直到稿子分完為止。
　　下一步，我應該先通知「校對間」，告訴他們有個三十萬字的急件，而且是小說。校對間一得知消息，立刻開始組織，要找誰？誰去找？等等。
　　第三步就是美工完稿，因為是書籍，這部分該由樓下的小組負責。我下去通知，他們即按照編輯部所規定的格式，先將封面、標條、頁碼等，預先貼在一大張有各種格式的、透明壓克力版上。到時只要取得印製的「大樣」，即可組版。
　　一切準備妥當，米朗達也來了，我向他報告後，他笑著說：
　　「看來我該退位了。」
　　上午十點不到，打字間的「校對稿」送來了一部分，約有五十頁。我立刻送校對間，他們已經安排好，一拿到稿子，便兩人一組，一讀一校，工作起來。
　　十二時，第一份大樣已經製妥，我再送到樓下，立刻「製版」。所謂的製版，實際上是將原稿照相成為正片，印在一大張透明的「賽璐璐」版上。版上格式頁碼等皆已完成，只待美工人員對準各版的「十字」標記，貼在全開的母版上即可。
　　下午四時許，製版全部完畢，我再送到「印刷部」。直到負責人簽收完畢，我才鬆了一口氣，對印刷部的頭頭說：「晚上八點上市，看你的囉！」
　　公司五點半下班，吃過晚飯，我開車到離公司最近的一個書攤前等候，要看看八點鐘這本書上市的情景。
　　其實，還沒有到八點，一部公司的大卡車就轟轟隆隆地由遠而近地駛來。眼看車子快到書攤前了，速度卻一點也沒有減慢。車尾有個人，雙手拉著一根鐵鍊，腳下躺著一捆書。就在車子開過書攤當兒，猛然聽到喇叭一聲長鳴，隨見那人用腳一蹬，書已落地。書攤上的人把那捆書撿起，我過去一看，一點不錯，正是那本書！

　　這才是知識時代！誰都知道知識就是力量，應如何把知識轉成力量呢？第一步一定要使知識成為多數人熟悉的工具，因為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，不能僅有少數的知識特權份子。否則，大多數知識缺乏的人、就會成為少數擁有者的奴隸。
　　如何能使知識成為多數人使用的工具呢？想要獲得知識，必須先投入時間精力。基於人性的特質，人做了投資就期望有所回收。唯有使知識本身具有價值，一旦人們可以藉著知識獲利，知識才會受到重視。
　　知識的價值有兩種，一是實用價值，這點自是毋庸置疑。然而，個人生存的時空都受到限制，個人擁有的知識，其功效也必然有限。若能將知識轉化為商品，亦即將知識記載下來，印刷成書，則人人皆可經由閱讀而獲得知識。而將知識記載成書的知識擁有者，亦能透過大量的行銷而獲得利益，這是知識的傳播價值。
　　最後，最重要的根本問題浮上了檯面，如果出版印刷的效率不高，上述的理想便是一場空話，窒礙難行！
　　從那時起，我下了不少功夫，徹底檢討問題所在，最後發現中文印刷的瓶頸完全在中文文字的檢索系統上。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在學校讀書時，最怕的便是查中文字典，十次總有八次不知從何查起。原因就在於中文沒有「序位」的觀念，至少，還沒有人建立起中文的序位來。
　　拚音文字如英文，由於字母只有廿六個，其序位很容易記憶。再依照每個字母的前後關係來定順序，則每一個由字母所組成的字彙，都有絕對的順序。中文卻不然，文字太多是因素之一；而文字自圖形蛻變而來，雖然表意能力較強，但卻難以歸類。不僅在字典中的順序很難排列，在排版時，由於鉛字的檢索全靠工人的死記，效率也低落不彰。
　　我相信只要有了中文文字的序列，其他的作業過程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於是，我下定決心，如果找不到一種理想的解決方法，絕不停止。
　　在巴西，中文參考資料少得可憐，我僅能憑自己所知的文字，一一分析。我認為字母式的打字機鍵盤，幾乎已經成為國際標準，中文文字序列絕不應該標新立異。另行設計不僅違背經濟原則，也將導致未來溝通及兼容的困難。此外，在使用的過程中，數字以及各種符號之重要性不下於文字，所以也不應隨意佔用。在這些條件的限制下，鍵盤上所能提供給中文編排序列的用鍵，僅限於廿六個字母鍵而已。
　　這是史無前例的挑戰，好在我無視成敗，不計己身的利害，心安理得地思考研究，每天不斷地在文字間推敲，坦然無礙。
　　經過了幾個月的摸索，只用一兩千個字為例，我已經找到一種規則，可以用廿六個字母編碼。雖然中文文字有幾萬個之多，但在目前因陋就簡的環境下，已經有了一點起碼的收穫。我確信只要繼續努力下去，不難獲得理想的結果。
　　人只要有了一個長處，相對的也就有了一個短處，我知道得很清楚，可是自己無法改善。後來習慣了，只好自我安慰，能有一個長處已經不錯了，人哪能十全十美呢？好在我也明白，我的缺點必須想辦法彌補，否則得不償失，原來具備的優點等於沒有。
　　我的長處是反應快、想得遠。缺點就是處理得馬虎，細處照料不到。在處理細部事務時，就會自然而然的，再把細部放大。結果就失去了原來處理細部的目的，轉而又把細部當作主體，使得問題越來越複雜。
　　我一直希望有個人能幫我處理細節，那我便能大刀闊斧、全力衝刺。可是談何容易，有誰會願意替我做這些收尾的工作呢？
　　就以對中文的研究而言，我發現有無數種編碼方式，任意採用某一種字序，把文字分別排列，都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。因為我想得太快，所以強迫自己每次只能用其中一種方法，把所有的文字重頭到尾排列一次。甚至於還得把其他不同的方法都排列出來，然後再根據這些客觀的証據，求得最理想的方式。
　　不幸，我就是做不到。因為每當我按耐著性子，一個一個字地整理時，還沒做到十分之一，我就又想到一種更好的方法。當然，在那時我的確有充分的理由，相信新方法絕對要比舊的來得好。可是，舊的方法還沒有機會全部測試，又怎知沒有可取之處呢？
　　這是自命「聰明人」最大的缺點，就像一部飛快的跑車，必須要有一條筆直而平坦的跑道。在現實的人生中，哪裏去找條現成的跑道呢？如果有，恐怕也早已車滿為患了。
　　不論如何，好在「心定」在先，改也好，不改也好，我每天一有空就做。不求急功，不求近利，無為而為。腦筋動得多了，自然而然就有一種力量油然而生，這種力量就是「潛意識」的判斷力。
　　人的意識行為需要人「有意」的驅使才能運作，更唯有在養成習慣後，才能化為潛意識行為。潛意識是無所不在、無時不在的，不必指揮，不需控制，經常自動自發地、根據已經習慣的過程，充分發揮。
　　十幾年後，當我完成了很多令人不可思議的計劃，經常就有人問我，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那些想法的。老實說，我也不知道，如果一定要找點蛛絲馬跡的話，我想在巴西編中文碼的這一段時間，因為心止如水，一切觀念遂日漸成型。
　　可惜的是在這段摸索期間，我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和資料，因為想的比做的多。加以我對自己有信心，知道隨時可以想到某種方法，用來解決某種問題。而且我也認為好的還在後面，既然如此，記它作啥？
　　在我的印象中，當時我有個理想，就是要把中國文字的幾個優點統一濃縮在一種結構中。換句話說，就是要找到一種「百寶囊」，有什麼放什麼。這是我看太多武俠小說的結果，蜀山中的劍仙，人人都有這種百寶囊，可以納須彌山於芥子中。只有這樣，像我這種懶人才可以什麼都不帶，而一應俱有。
　　中國文字有哪些優點呢？第一是見圖識字，中文宛似紙上電影，其表現的手法與電影上的「蒙太奇」如出一轍。順著文字的先後順序，從一個大的範圍漸漸縮小，以界定所要表達的意義。這種表達方式雖然不夠精確，卻遠比精確有效得多。
　　語言原本就不是為了追求精確，「精確」是人所假定的觀念，宇宙中根本不存有精確之性質。比如說，「一個人」這三個字，應如何以精確的觀念去認知？不錯，其中必有一個身體，那是不是也包括人所穿的衣服呢？除了身體外，是否還涉及人的一切經驗？而「一個人」並非指「某個人」，這又該從何精確區分？
　　宇宙萬象變化萬端，要想瞭解，唯有採用「以簡馭繁」的策略，用最簡單的文字符號，將各種異同的事象，直截了當地界定出來。同時，在界定的過程中，也只有完全符合自然規律，能將文字所代表的畫面，一格一格地顯現出來，才是最理想的文字符號。
　　其次，中文有字有音，根據六書的發展，在「約定俗成」下，「形聲」法則由字義分類及字音輔助所形成。時到今日，中文字百分之九十都是形聲字，唯因地緣及環境的影響，很多字的原音已變，但尚保有百分之四十以上。
　　第三點，中國字方方正正、格式整齊。在書寫的時候是一種藝術，對有些人說來可能有困難。然而在辨識上，根據心理學上的分析，在一固定範圍內，其單位面積的訊息量即為人類所可能認知之總和。換句話說，在一個格子中，筆畫越複雜，所能代表的訊息越多，辨識起來也越容易。
　　因此，我只要想到一種法則，能將字音、字義、字辨、字形等，設計成為一種更簡單的代表符號。利用這種符號作為索引，一定可以涵蓋前述的全部功能。果真如此，即可賦與中文新的生命，使中文具有時代的意義。

　　一位姓項的朋友知道了以後，極力勸我回中國大陸，他認為新中國朝氣蓬勃，對我的研究必有幫助。我則想回台灣，因為大陸上人生地不熟，去了找誰都不知道。更何況要做研究，有誰會支持？
　　「放心，國家會支持你的。」老項肯定地說。
　　「國家又不認識我，難道說，我回去了，找到『國家』，跟它說，我能做這件事，於是國家就相信我，給我資金、人員？這樣簡單？」
　　「你要知道，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，當然就是這樣簡單。」
　　「你有沒有想過，國家是個抽象名稱，誰能代表國家呢？」
　　「當然是官員，你只要找到負責的官員，就等於找到了國家。」他認為我在抬槓。
　　「問題是官員懂不懂我做的這些事呢？」
　　「當然懂，不然他怎麼能做官？」
　　「這就是我所擔心的了，如果他們真懂，問題早就解決了。如果他們不懂，那就很難溝通了。事實擺在眼前，大陸在搞羅馬拼音，意思就是說，國家的官員認為中國文字問題太大，解決不了。我則回去告訴他們可以解決，你想他們會相信嗎？」
　　「當然會，你看，我不是相信了嗎？」
　　「你相信，第一，因為我們是朋友，你認識我。第二點，是因為你不必負責任，假如說要你投資，你幹嗎？」
　　「為什麼不？我只是力量不夠而已。」
　　「如果不要多少錢呢？我就在這裡做，我們合作。」
　　「喂！你倒底要不要回去？」
　　「我只是讓你瞭解，為什麼回大陸沒有用。」
　　「回台灣就有用嗎？」
　　「情形不一樣，白天我可以找個工作，晚上做研究，自己投資自己。」
　　「現在我懂了，你打算做成功以後，好發大財。但是在大陸就沒有這種可能，你平常自吹有理想，這就是你的理想？」
　　「今天說什麼都是大話，我做不做得出來，還是未知數，不論台灣、大陸，有人支持我，我就配合。萬一做出來了，你也不妨看看，我絕對公開給社會，讓大家自由使用。中國字又不是我發明的，中華文化也不應該是我的專利，我的理想是解決中文的困境，讓中華文化得以發揚光大。」
　　「我同意，只怕在你成功以後，就忘了這些話了。」
　　老項來自台灣，卻對國民政府深痛惡絕，經常提供一些大陸的資訊給我。我則對政治毫不關心，認為大哥二哥沒有多少分別。
　　我們談話沒有交集，但因為他心中埋藏著一些傷痛，所以還是常陪他聊聊。他的意識型態很難改變，而我的立場也堅定異常，每次總要挖到根本問題，那就是人性。他認為人性可以透過政治及教育來改變，我則斷定從古到今，人性不變。
　　他舉了些例子，以很多大陸上當時的狀況，與過去國民黨統治時代作比較。我發現這是一般人的通病，在沒有透徹的認識之前，就先預設了立場。
　　我認定道法自然，不相信大陸從此以後就步上了康莊大道，也不相信台灣就此一蹶不振，正如我不同意美國、日本會永遠領先世界一樣。

　　聖保羅市有兩份簡陋得令人汗顏的「華文週報」，其「新聞」起碼是一兩個星期以前的「舊事」。那還不說，編輯的內容水準，較諸我當年在學校編的油印刊物還差。由於當時旅居巴西的國人不少，僅聖保羅一地就有二萬多人。大家都很捧場，不外是期求有所改進，未來哪天總有份真的華文報紙可以看。
　　這兩家週刊都是以賣廣告來維持，也著實可憐，混了十多年，只有「寒酸」兩字可以形容。兩位老闆雖自命為報人，其形象與地位與乞丐差不太多。
　　其中的一位報人不幸熬不過去，竟駕鶴賦歸了，隨即引發了一場報權爭奪戰。我有個朋友也想插上一腳，便來找我商量。我不明白這種事有什麼好爭的？報社全部的財產不過是一台破舊的中文打字機，和一台不值錢的圓盤油印機而已。
　　這位朋友說，其中還有隱情，其商機之大，無與倫比，只緣一般人不知道。原來報社雖小，卻掌握了一項重要的「情報」，就是訂戶名單。去世的那位報人是個堅守原則的老頑固，把名單牢牢地掌握在手中。發報時總是自己貼名單，貼完就送到郵局寄發。
　　這份名單有什麼用呢？這又是中國人奇怪之處，雖然有二萬多華人，卻沒有人知道他們住在何處。如果有了名單，生意人就可以大做生意，聽說連中共領事館也很垂涎這份名單，又添加了幾分政治色彩。
　　如同間諜電影一樣，表面上是產權爭奪，檯面下爭的則是這份情報。可是，這又與我有什麼關係呢？原來是在好幾個月以前，我曾想利用四月公司發行一份中文刊物。當時公司曾說，只要有一萬個客戶，公司就可以介入。
　　我在一次聚會中遇到這位朋友，便請他去做說客，想把那份週刊頂下來。據我所知，兩家週刊起碼有三千個客戶，再努力推介一下，一萬戶可能會有希望。他後來沒有給我回音，我也沒有再進行。
　　這一次他逮到了機會，希望我能說服四月公司，將那週刊買下來。
　　四月公司所需要的不是名單，而是市場可行性分析，對這件事不可能有興趣。我只在閒聊之中對米朗達略略提起，說中文刊物市場可能會有變化。
　　米朗達說：「公司正在做第三代印刷系統的計劃，我拿些資料給你看，說不定你可以想想，用第三代發展中文印刷。如果成功了，不要說在我們巴西，在你們中國都可能用得著。」
　　這倒是一個好消息，他果真給了我一些資料。原來第三代印刷機的理念，是要用一種「終端機」，並以電子槍掃瞄的方式，將文字投影在屏幕上。這種方式可以省卻鑄造鉛字、鉛字排版等繁複的手續。
　　現代醫學証明，工人如果經常接觸鉛字，很容易發生鉛中毒現象。而印刷排版脫離不了鉛，不僅危險大、成本高，鉛版的保存也要佔用很大的空間。第三代印刷機就是基於對這種現實環境的考量，所做的改良。
　　我仔細研究了一下，發現這對中文極為有利，那種終端機是利用陰極電屏，把文字字形預設在陰極屏之上，相當於一個小型的鉛字字模。
　　設計這個字模並不難，了不起比英文字模稍大些，問題在於如何以打字機的字鍵將字形的位置鎖定。英文就是在打字機的基礎上建立起其資訊系統的，如果能有中文打字機，則中文資訊系統的建立也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因此，我立刻把我的字碼觀念轉移到中文打字機的研究上，初步並有了好幾種構想。
　　我之所以由中文打字機下手，還有另一層原因，是源於我對電腦的恐懼。在米朗達給我的資料中，有一部分涉及到電腦，我不懂，也不想去瞭解。
　　一九六七年當我還在美國時，適逢一部電影”2001年”上映。首映時我就去觀賞，片中有台「紅眼睛」會說話的「電腦」、名叫 HAL ，它給予我極深的印象。那是一部科幻片，可是何為真？何為幻？有幾分是真？又有幾分是幻？我只是相信，有一天電腦必然會超過人腦，所以最好敬而遠之。
　　由於有了方向，我日思夜想的，都是中文打字機。由機械結構想到鍵位編碼，究竟如何才能與我原來的構想配合，用廿六個字母鍵，供作中文字的檢索。
　　到了此時，眼前的景象才有了一個輪廓，我利用前些時所做的中文編碼為檢索，再假定有了一個終端機，其中有中文字模的陰極屏。並思考在中文字碼輸入後，如何有效的找到中文字形，並且投影出來。
　　在我的想像中，是把一張有中文字形的底片，視作陰極字屏。顯然，中文的排列僅有縱橫兩個方向，因此編碼不外乎以平面展開。但是，這種方法只能表達排列組合，而除了找得到文字以外，一個平面能代表的功能有限，尤其是中文字形很複雜，所佔的空間太大，我立刻放棄了這個方法。
　　如果再增加一平面，就相當於增加一維的結構，這樣字數可以增加，每一平面的負擔也就相對減少了。這個想法雖有進步，但仍然不理想。假設在一個平面上，縱橫向各設一百個字，同一平面有一萬個字，以中文六萬字而言，就需要六個終端機。
　　六個終端機代表的意義是中文的設備成本基本上就比英文要高六倍，我不願承認中文比英文差，至少在我死心以前，還要努力下去。
　　我不斷的研究，把收集的文字反覆推敲。漸漸地一種觀念浮上了腦際，能不能利用形聲結構，把中文字形也用組合的方式拼湊起來，這樣空間不就精簡得多了嗎？我想到就做，剪了些字形拼來拼去，發現只有比例需要調整。這一點不難，陰極屏上的字形是以電子束射出的，我可以用偏磁性加以控制。
　　假定這個理論可行，下一步就是如何編碼，以符合這種功能。一兩千字的編碼已經証明可行了，我就想加以擴充，起碼要以字典上的一萬多字為分析的範圍。我到華文書店去找，店裡卻只有武俠及言情小說，竟看不到一本字典！
　　我問老闆，他答得真妙：「老兄，有誰買字典？不讀書的看不懂，讀了書的，怕都來不及！」
　　「中文真那麼可怕嗎？」
　　「我是不得已吃這碗飯，我兒子命好，我不許他學中文，省得痛苦。」
　　我相信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有這種想法。
　　因此，我決定早些回國，在國外沒有環境，不可能做出成績來。於是我向米朗達說，這種工作難度極高，雖然有可行性，但在巴西的環境下，不可能完成。雖然目前還沒有決定，然而遲早我必將回國去工作，希望他能諒解。
　　當我正式辭職回國時，不幸米朗達的經理位置，終於被人搶走了。新來了一位禿頭的中年人，趾高氣昂，目中無人，據說是總經理的女婿。那位幫了我極大忙的朋友，不僅沒有見到最後一面，連他的去向都不知道。

　　老項經常來找我，力勸我回大陸去做研究，我則告訴他一些工作的細節、工作的條件與環境需求。爭了很久，最後他終於同意我的看法，就我的計劃而言，回台灣成功的機率，要比去大陸來得高。
　　當我們得到這個共識時，我對自己的計劃越來越清楚，已經有了十足的把握。我一再考慮，又改變主意，認為該去大陸。
　　「你是不是神經不正常？」
　　「或許吧。」
　　「為什麼呢？我已同意你的說法，回台灣才能成功呀！」
　　「一點不錯，但我又想到，中華文化的根在大陸上。」
　　「你真是不可理喻！我們早就談過這些了。」
　　「問題是台灣與大陸相敵對，一邊贊成，另一邊就反對，是不是？」
　　「是又怎樣？」
　　「萬一我在台灣成功了，大陸一定不會採用，那麼文化的根怎麼辦？」
　　「算了！算了！我扯不過你，橫有理，直也有理！隨你去哪裡！」

　　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二日，我飛到東京，找到中國大使館，希望能得到簽証，重歸闊別二十多年的祖國。一個現代的中國人，走到哪裡都有兩個中國的困擾。因為我所持的是台灣護照，駐巴西的中國使館不肯發簽証，老項便建議我取道日本試試。
　　很不巧，那天中國大使館外聚集了不少示威人士，日本鎮暴警察設立拒馬，戒備森嚴。由於我在日本只是過境停留三天，時間緊迫，不能擔擱。我穿過人群進入使館，日本警察一擁而上，把我帶進局。一群人對我詢問了大半天，後來証實我確實不是示威者，才送我到使館去。
　　我說要回國做文字研究，與使館人員交涉了兩天，費盡唇舌，始終不能得到他們的同意。我詳述了自己的計劃，他們無不動容，紛表贊同，但是反而勸我回巴西去。
　　或許這就是機緣吧？後來我才知道，那時國內正鬧著文化大革命，一切癱瘓。即使回去，也可能會被打入牛棚，研究計劃起碼要延後十多年。
　　我對於文化大革命一無所知，但卻感到十分好奇，為什麼國家好不容易安定下來了，卻又要鬧革命呢？甚至於連文化也要鬧革命！我一直在懷疑，中國人數千年來被薰陶成的平和的人生觀，怎會在一夕之間轉變得如此狂熱、激烈？
　　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看，台灣在歷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，如果不是台灣尚在中共的統治之外，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，將使得中國人在現代以及在可見的將來喪失了所有的知識、技術以及比較下的反省機會。台灣雖然沒有足夠的條件壯大起來，成為未來中國的政治主流。但卻得以嘗試資本主義，發展經濟，將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精英，送到美國等工業發達國家，接受現代的科技知識。
　　表面看來，楚才晉用是國家民族的一大損失，教育出來的人才平白為美國社會服務。當年我持的就是這種論調，還曾經在報上為文，大聲撻伐。殊不料這正是自然平衡的力量，人才的流向有多種因素的影響。設若台灣政治昌明，人人安居樂業，即使能夠繁榮發達，但限於地緣及保守的習性，也很難培養出具有世界性氣魄的人才來。
　　目前很多人才集中在美國，如果美國真有容人的雅量，為全人類希望所寄，美國的繁榮也將帶動全世界的欣欣向榮。反之，美國人若只求自己的利益，歧視移民。總有一天，這些高級技術人才都將一一返回自己的家園，協助其祖國的建設。
　　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，是基於對十九世紀那種尚不成熟的資本主義泛濫的反抗，並成為一種制衡的力量。資本主義佔了捷足先登的優勢，且在共產主義的威脅下不斷地修正，時到今日，顯得生機勃勃。而共產黨員卻牢牢地抱著原始的教條不放，為了遏止人性的物質需求，急病猛藥，更令人望而生畏。
　　我何嘗不是「共產」的信徒？但我不贊成強制，我有能力，願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，提供給大家共享。這是我受了中華文化薰陶的結果，是自發的，是不計回報的。如果使之成為政治手段，目的在使人民免於痛苦，人民沒有了痛苦的激勵與提昇，結果人人都成為溫室的花朵，顯然沒有達到預定的目的。
　　在金剛經中，佛就說過：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…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如是滅度無量、無數、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者。」
　　這句話是說，佛有絕對的法力與神通，可以把所有的眾生都帶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但是這樣做的結果，並無法解除人心的痛苦煩惱。
　　為什麼呢？佛解釋說：因為人有「我心」，「我心」一生，原本沒有分別的佛土，立刻化為自我的利害得失。人追求己利，就成為他人之害，而有一得，即有一失。這樣一來，極樂西方世界還有什麼意義呢？
　　我也曾想過，為什麼佛不把人的「我心」化盡呢？答案是，人有選擇的自由，人如果願意把「我心」化除，就叫做回頭是岸。若不願意，何不讓他繼續在苦樂中歷練？
　　共產黨的理想是要強迫人民放棄「我心」，毛澤東深知此舉大不易，尤其瞭解「權力使人腐敗」的道理，所以強調「不斷革命」。也就是說，在革命的過程中，每一次把專權得勢的力量推翻以後，必然又會有新的勢力集團崛起，所以要不斷地、持續地「革命」下去，直到人徹底改變，不再有「我心」為止。
　　可是談何容易？有私心的人會拋頭顱、灑熱血，以維護其「人權」。這種違反人性的浩大工程，古往今來還沒有成功的例子。難處不在缺乏有心人，而是有心人沒有力量，有力量的人早被權利腐蝕得只看見自己，正好利用權力來逞其私欲！
　　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，最難能可貴的，就是他已經實至名歸、成為國家領袖了，還依然抱著這種不切實際的理想。作為一國的元首，他所冒的風險深深地撼動了國本。但在人類立場，作為一個人性的革命家，他卻可以名垂青史而不朽。
　　他是失敗了，所留下的正是一篇珍貴無比的思維教材，發人深省。只見到表象的人，站在反對的立場，可以找出千百個例証，以証明毛澤東一意孤行，禍國殃民。站在支持角度的人，則會辯稱他的豐功偉業，瑕不掩瑜。只有瞭解真象者悲嘆人類的不幸，畢竟這個千古浩劫，在人類史上是注定了必要發生一次的。
　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殘破不堪，國力倒退數十年，錯失了後工業時期的良機。老子曾說：「禍兮福所依，福兮禍所伏」，中國人佔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，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可以說是舉足輕重。如果工業文明是正確的方向，文革也不過是一代人的損失，對世上億億萬萬不幸的人來說，多少世代都已經過去了，這數十年又算得了什麼？
　　可是，萬一歷史証明工業文明是人類所犯下的錯誤中，最不能原諒的一個。那麼，中國人這一代的「犧牲」，正是人類不幸中的大幸。只要想想，如果中國像美國一樣強盛，則地球污染的程度、資源枯竭的速度，將是目前的五倍！
　　至於下一個時代呢？對人類來說，大家機會均等，又有什麼值得憂心的？

　　我認為不論是從事什麼工作，也不論是哪種行業，只要對象涉及人，都應該瞭解人性。人性是人體及人心所具有的特性，人體的功能是維持生存，為人之本性。以今天的知識條件來看，生存並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。真正的問題是人有了「心」，人心是不定的、難測的，真要瞭解人性，必須先瞭解人心的需求。
　　我認為人心所追求的是「真、善、美」，只是未必人人都能瞭解他自己的心，更遑論真、善、美了。「真」是所有事物的原來面目，與時間同存；「善」是符合整體利益的行為，使個體與個體配合無間；「美」則為感官所得到訊息，這種感覺能讓人在經驗世界中有一種平衡的折衷，以致能誘發生活的憧憬。
　　在這三者之中，愛美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、自我的「感性」。因為人全靠感官與外界接觸，任何訊息一經感官傳入，自我的主觀立刻會有所反應。為了適應生存，感官必須接納身處的環境，由習慣而依賴，這樣便形成了「美」感。「善」則介於感性與理性之間，也可以稱之為知性，需要觀察、感受，在足夠的經驗下，再加上理智的判斷，才能知道事物行為是否有利於他人與自己。至於「真」完全是超越自我感知的「理性」，不經由理智的追求探討，不摒除自我感性的需求，只憑感覺和體會是無法認知的。
　　從人對感性、知性及理性的態度，即可分析判斷出一個人的心性和行為。這三種性質再加上生命體求生的本性，即全面涵蓋了人類生活的一切，這就是所謂的「人性」。只是每一個人基於其生理條件及環境因素，對真、善、美的認知和執著程度不一，於是就有了境界高低的區別。
　　只要是人，一定具有這些特性；且不論對個人或者對全人類來說，其結構以及比例都是由下而上，如同金字塔一樣，以求生的本性為基礎，上面是感性，再上是知性及理性。而且越是向上，其所佔之比例值、與全人類整體之比值越小。
　　絕大多數的人完全被感性所包圍，為了生存，追求自我滿足。這種人生存在世界上，浮沉在喜怒哀樂之中。他們多半沒有機會學習新知，或者不願意勞苦心志、訓練自己的頭腦。他們對外在環境無知無覺，僅以別人的意見為意見，本分的工作著，平淡的生活著。他們無大害，無大利，是社會結構中的主要份子。
　　少數人在知識學習中強化了知性，他們是後知後覺者，自認為很有理性，其實只是承襲前人的概念而已。他們以學習所得的知識謀生，是社會的主要動力，是領導者、執行者。他們是既有知識的信徒，能運用已知的知識，卻排斥其所不知者。整個人類社會的演進史，就是這類人留下來的軌跡。
　　只有極少數的例外，一些人具有強烈的理性，他們在極端的時空變化中，因環境的衝擊而被捲入風暴的核心。他們是時代的承接者，是人類觀念的介面，將人類的發展由一時階段導向另一個必然到臨的階段。他們是先知先覺，只是，在知覺遲鈍的人類社會上，往往要經歷數代，他們的觀念才能被大眾所接受。
　　其實，理性是環境變化與人性應變的副產品，非一般人所能擁有，也與能力、知識無關。正因如此，有些人發現愚信盲從的人極夥，便將一己的主觀認知，渲染得天花亂墮，以謀取私利。更甚者，只要能唬得住人，他們就自命為聖賢、先知，令人是非顛倒，黑白不分！
　　莊子早就看到這一點，他曾說：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；正是指這些自命為聖賢的人，違反自然的法則，以其主觀的「理想」強迫改變身處的環境。以致舉世滔滔，民不聊生。不幸的是，在人類智力的分佈上，總會有一些半懂不懂的人，在追求私利的驅使下，嘗試著各種變化組合，使得世界動盪不止。
　　當這種動盪所帶來的苦難嚴重地危害到人身心的平衡，搖撼了人性的認知時。自然而然，一種新的能量又將在絕望中冉冉昇起，從而淨化人性、振奮人心。在另一個時代，另一種觀念，必將成為人類行為的新標準。
　　我們每每談到利害關係時，常把自我感性的主觀觀念加入其中。其實從整個宇宙本體的巨觀立場來看，人類社會的變遷，只是能的作用罷了。
　　不僅是人世，天上的浮雲，海洋的波濤，以至日、月、星辰，又何曾安靜過？聖人也好，大盜也好，都屬於宇宙的一份子。只要宇宙存在一天，有一個人動了心，這些變化就將無休無止。
　　只有在絕對的理性中，沒有知性及感性存在，那才是宇宙的真面目。身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，我只要維持起碼的生存，不被自我的感性所欺矇，不用自我的知性去奴役他人。隨時隨地我可以回到理性的天地，如果有機會，有人在覺悟之餘，願意接受理性，我很樂意盡力效勞。此外，本來無一物，何必勤拂拭？

　　真要為中華文化效命，到哪裡去工作又有什麼分別？大陸不能去，我還有台灣可以回。不過，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不容有任何異議份子，我想去大陸的事如果被查出來，很可能會被送到綠島去。那我也不在意，只要能有本中文字典，在哪裡我都無所謂。說得更露骨一點，坐牢也有好處，吃喝不愁，正好安心做研究。
　　因此，我在沒有通知任何親友的情況下，如同一片浮雲，於廿五日飛抵台北。
　　這兩年來飽經世事，終於找到了自己，是遊子返家的時候了。回憶過去，想想自己的所行所為，委實沒有盡到為人子的責任，今後應該好好贖罪。雖然我在離台赴巴時，曾為繼母準備了半年的生活費，同時也請了中巴公司的股東江述凡兄代為照顧。但二年來我疏於寫信問候，則是不爭之事實。
　　過去的事已屬過去，繼母對丁丁所造成的傷害，又何嘗不是丁丁之福呢？這次回來，我必須設法改善與繼母的關係，先找個工作，安下心來。每天晚上下班後，即全力著手研究中文打字機以及中文編碼的問題。
　　大約是晚上九點鐘，在細雨濛濛中，計程車由南京東路彎進了松江路。我往窗外一看，只覺得眼前所見盡是一幅陌生的景象，四周高樓林立，與原有的印象完全不符。
　　「先生，這是松江路嗎？」
　　「當然是！」司機先生好像受到了侮辱。
　　「那麼快停車，一二五號應該就在這裡。」
　　我下了車，冰涼的雨珠打在我的頭上、身上，眼鏡也是迷濛一片。我趕緊擦乾了鏡片上的水氣，在霓虹燈的閃爍下，四周灰色叢林般的巨廈更令我惶惑，
　　那些熟悉的、綠色的木造平房呢？怎會都失蹤了？我不相信，不錯，道路拓寬了，標誌上也明明寫著「松江路」，只是一百廿五號呢？
　　眼前是一棟七層樓高的建築，上面還閃著「和泰汽車」四個斗大的霓虹燈！

　　這是和泰汽車，那，我的家呢？

　十二、穀雨
電腦、中文、資料、回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