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立冬
國難、家難、災難、逃難

　　一九四七年，林彪接手東北八十萬大軍，東北失守。父親一到家，我們立刻馬不停蹄地搬到漢口，住進郊區一個已經停工的酒精廠宿舍中。
　　宿舍是棟雙層別墅，庭院極大，有很多百年古樹。樓下有間書房，書房中擺滿了父親的藏書，四壁是從地面上接天花板的書架。一進門，撲面就是陣陣書香。
　　父親為了方便，將他喜歡的書放在伸手可及的位置。而我最有興趣的是「萬有文庫」中的小說類，父親從來不看，都統一放在書架最底下一排。我是近書地板免彎腰，乾脆睡在地上，不必起身，順手就可摸到一本。不到半年的時間，古今中外名著，任我看了個飽。
　　那種沉浸在書香氣息中，神遊九洲八方，不沾人間塵泥的境界，實在令人留連徘徊，捨不得返來。常常看書看得呆了，現實與虛幻交錯，一時間分不出真假，也鬧了不少笑話。
　　有一次，我正看到有位年輕人求濟公活佛助他成仙。濟公毫不考慮，往地上吐了一口濃痰，說：「你真要成仙？把這口痰吃了就行」！
　　那位青年一看，噁心乍舌，掉頭而去。不料一隻黃狗恰巧經過，把痰吃了，果然立刻升天！
　　我很不解，為什麼要吃了濃痰才能成仙？如果是我，又該如何？假如真能升天倒還值得，萬一升不了天呢？我一時胡思亂想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！
　　一天，有人敲門，我打開門一看，是個要飯的老頭。母親經常備有剩飯，我立刻去取了來。這時，赫然在目的，竟是地上一灘又濃又稠又白的痰。
　　不記得老頭是怎麼走的，我卻對著那口痰發了呆性，該不該吃呢？能不能吃呢？不錯，我想升天做神仙，可是升天以後又如何呢？我能帶著母親升天嗎？再要說濃痰，母親成天一口接一口，我為什麼沒想到要吃呢？我咳嗽時，不也是一口把痰吞下去嗎？想來想去，突然感覺到，地上的這堆痰看來竟是無比的可怕！
　　總之，我沒有吃，而且想到就噁心。為了這點分辨心，我沒有升天，也不想升天。我隱隱約約地認為，如果吃了痰才能升天，那天上處處是痰，就算升了天也沒多大意義。
　　我已經不記得換了多少學校了，這次讀書的學校，簡直像廟會一樣。最初我們的教室是在樓梯上，那還算是好的，至少老師只有一個。後來全班搬到一間教室裡，與另一班同時上課，學生們並排而坐，卻是比鄰相背，各自面向教室的另一端。
　　兩個老師一在前，一在後，同時講課，那種混亂的場面，也就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了。最有趣的一次，是有人偷偷帶了一隻貓來，牠喜歡蹲在人的肩膀上，尾巴常蹭到同座而反向同學的脖子上。那位同學很專心，他以為有人開玩笑，一直忍著不加理會。後來他氣急了，拼命把那毛茸茸的玩意一拉。這一來，那隻貓痛得發狂，亂叫亂抓，同學們都嚇得東奔西逃，鬧得整個教室騷然，彷彿是一顆炸彈爆炸了。
　　父親又為國事奔走去了，這一年，我見識到了大自然展示的威力。長江決堤，武漢三鎮盡成澤國，淹水有一個人深，家家都成了水晶宮。我則忙著學狗爬，在水中游來游去，絲毫不以為苦。
　　可是，一場大火卻使我嚇破了膽，自後聞火心驚。緣酒精工廠外有處堆棧，有一天黃昏時，突然冒出了火舌，天上一片橘紅。宿舍裡家家戶戶、大大小小忙著搶救細軟，在陣陣騷亂聲中，不時有人大呼：「酒精槽要爆炸了！快逃命呀！」
　　這時在我的眼中，只見母親拉著我和妹妹的手，神情肅穆地站在窗前。母親臉上身上敷著一片淡淡的橘紅，她穩如泰山，口中不斷唸著：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…」
　　我把頭伸出窗外，觸目皆是赤焰處處，在飛舞的火苗邊緣上，襯著一股股暗橙色的煙霧，呼嘯著衝向天空。火焰的中心是一堆亮得炫目的屋架子，每當倒塌時，就轟然一聲，濺起漫天銀白的星星。火光越來越盛，臉也越烤越燙，渾身熱汗蒸騰…漸漸地我彷彿不存在了，只有劈劈啪啪的木材爆裂聲以及火星滿天飛舞。
　　我想到被燒死的慘狀，一個勁要逃，偏偏四肢發軟，絲毫都動彈不得。母親鎮定如常，好像觀音菩薩就在身邊，於是我也高聲地唸著：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…」
　　不知過了多久，火勢逐漸平息，只剩下濃濃的黑煙，瀰漫在空中。我們母子三人，每人都渾身發燙，流了一身汗。事後，母親從容地給我們洗澡，平靜地說：「對菩薩要有信心，只要自己心誠意正，不斷地唸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菩薩一定會保佑的。」
　　這件事對我一生影響之深遠，難以言喻，由無而有，由有而無，在在如同一團迷霧。我由一個信念的極端，盪到另一個極端，不斷地往復，不斷地修正，以迄於今。人如果成長在沒有矛盾衝突的環境中，他沒有必要去懷疑所遭遇的一切。沒有懷疑，就不需要否定自己，更別說不顧一切地去追索最終的真相。
　　火災後，我們又搬到武昌的「紫湖新村」。不久，父親也出現了，有一陣子，他沒有再出門，只是不斷督促我們讀書、做功課。父親的朋友姚德安先生一家，也和我們住在一起，他有個女兒叫愛珠，比我小兩歲，立刻成為我和妹妹的玩伴。
　　父親天天練字，也逼著我們三人寫。每次寫完，父親對愛珠的字總是讚不絕口，而我的則被批評得一無是處。我橫著看，直著看，始終看不出愛珠的字好在哪裡，心中不禁懷疑父親偏心，但又不敢辯駁。
　　一天，我騙著愛珠替我寫了一篇，父親竟沒看出是愛珠的筆跡，把我叫去狠狠地痛罵了一番，說：「這是什麼鬼畫符？字不成字，形不成形！虧你好意思拿來給我看！」
　　父親越罵，我越得意，我說：「這是愛珠寫的。」
　　父親不懂我的用心，詫問：「那麼你寫的呢？」
　　「您老說她寫得比我好，」我振振有詞地說：「所以我…」
　　父親大怒，一巴掌打過來，我立刻暈頭轉向。
　　姚媽媽把我拉到一邊，說：「愛珠是客人，所以你爸爸對她客氣些，你懂吧？」
　　我不懂，為什麼明明我的字寫得比客人好，就應該「騙」我說不好。父親常說他最講理，難道說他的話就是「理」？
　　在武昌城裡，父親有個朋友開了家電影院，母親常帶我們去看「霸王戲」。記得在看「天亮前後」和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時，由於片中情節大家都親身經歷過，創痛猶新，全場一片哭泣聲。母親不用說，早已哭得不成人形，連我和愛珠也被捲入情感的風暴，莫名其妙地從頭奉陪到尾，淚流滿襟。
　　這時我已稍懂世事，至少可以在大人日常的談話及神色中，知道又要準備逃難了。每天家裡的來客不斷，他們問的幾乎千篇一律：「懷公呀！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　　父親則是唉聲連連，搖頭不語。
　　後來我才知道，那是一九四八年末，徐蚌會戰中，國軍一敗塗地。共軍隨時可能渡江，不僅大局無法收拾，甚至要逃也無地可容。
　　未幾，父親調到鄂西行轅，先去了恩施，母親則帶我和妹妹溯江而上。到了宜昌，母親病情轉劇，需要休養，便把我寄在一個朋友開的皮鞋店裡。不幸這時我也得了痢疾，肚痛腹瀉，每日與奇臭無比的毛坑為伍，痛苦不堪。我一再吵著要看母親，但是，店裡上上下下誰都不理睬我。
　　那是種脫離現實的特殊感受，皮鞋店中各種皮革、橡膠以及化學藥品的氣味，已令我喪失了習慣的認知能力。再加上生了病不能出去玩，更是煩躁難安。平常還有母親做避風港，雖然她一直病著，但每當我需要她的時候，她總在身邊。這次卻完全不一樣了，陌生的環境，人們奇怪的態度，為什麼我一直見不到母親呢？
　　第一個閃入我心中的念頭是，母親把我丟掉了，因為我太淘氣，母親實在受不了。可是母親從來沒有抱怨過呀！怎會突然把我丟掉呢？我不相信！那麼，還有什麼原因呢？莫非…莫非她和峨姐一樣變成小紅蜘蛛了？我以後永遠不能再見到她了？
　　想到這裡，我立刻大哭大鬧，說什麼也要找母親去。
　　鞋店的主人勸我，說我母親命很苦，難得有點快樂的日子，我應該乖乖地待在這裡。我聽了更是不依，如果母親不要我了，那該怎麼辦？
　　那人被我折騰不過，只好千囑咐、萬拜託，叫我見到母親時不要吵鬧，然後帶我到了一個戲院。在後台化粧室裡，我看到了母親，她神采奕奕的，正與一個身著戲裝的少女談話。我幾乎認不出那就是終年躺在病床上，氣息奄奄的母親，一時間竟然看呆了。
　　母親見到我，只說了聲：「還乖吧」？又繼續和那個少女說笑起來。
　　我當時百感交集，安慰的是母親還健在，而且顯然沒有拋棄我的意思。但是，看看她與別人親熱的樣子，反而更加難過起來。她是我的母親，她應該最喜歡我，為什麼為了和那少女說話、卻把我一個人丟在陌生人家中？
　　多年後由母親口中得知，那少女是當時的「漢戲」紅伶，身世淒涼，與母親一見即視同知己。早年生活的貧苦，嫁給父親後家庭的折磨，母親從來沒享受過須臾的幸福。一旦有了精神的慰藉，她的病情頓時好轉，倆人每天形影不離。
　　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，道德是立命立身的基礎，人人必須奉行。但是，人性並未因之淨化，故產生了在道德規範容許下的各種發洩行為。「捧戲子」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，自古以來，士大夫視之為風雅韻事，文人騷客也常將戲子當作靈感的化身。
　　戲子所扮演的角色是虛幻的、經過蓄意美化的剪影，在時間上可古可今，性別上可男可女。對一般人說來，戲子所提供的是娛樂，能夠遠遠欣賞就滿足了。而對有能力、有錢勢的人而言，戲子則是理想的玩物，既能表示自己的身價，又可避免很多無謂的糾紛。
　　此外，還有一種心理補償的成分，由於戲中人有時男扮女，有時女扮男。因而不論是男是女，人人都可以「道貌岸然」地公開表示其由衷的欣賞之情，不致有悖於中國社會上異性間的諸多禁忌。
　　六十年代因為一部梁祝艷史，台灣曾掀起了一陣「凌波熱」。上至大學教授，下至販夫走卒，無不為凌波傾倒。她雖是女性，但扮演英俊的梁兄哥，男士們愛她，聲稱她將梁山伯演活了；女性們愛「他」，只緣「他」是女性，無須顧忌。
　　我生平中僅有這一次，見到了母親那種愉悅的神情。現在想來不僅能理解，且更為同情。父親長年在外，母親身為一個舊社會中的婦女，很可能藉此稍解寂寞。更何況痼疾纏身，自知行將就木，也許就在迴光返照下，燃起人生的餘燼。
　　然而在當時，我想到的只是自己，天經地義，母親只是屬於我。在我需要時，她應該在身邊，當我生病時，她應該安慰我。這次她把我丟在皮鞋店裡，不僅對我不加聞問，甚至於見到我時也漠不關心，難道「母親」不是「我的」嗎？
　　後來父親來電催我們上路，母親這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宜昌。
　　船到巴東，那是個山城。其實也稱不上是城，總共只有一條街，沿著山勢，掛在長江邊上。那裡的人民生活很苦，唯一的土產是一種略帶透明、顆粒很小的紅櫻桃。我從來沒有用過錢，更不知道怎樣買東西，母親見我垂涎欲滴，給了我幾個銀角子，我走到一個小販面前，說要買櫻桃。
　　他挑著一個擔子，問我要買多少，我把角子全給他，說：「這麼多。」其實我壓根兒不知道能買多少。
　　他聽了，眼睛睜得老大，忙說：「您老人家（湖北人的口頭語，意指您）住在哪裡？我給您老人家挑去！」原來我竟然把他整擔的櫻桃都買下來了，害得我只好拼命吃，吃得滿嘴紅汁，成了不折不扣的櫻桃小口。
　　住了一天，父親率人來接，我們過了江，改乘木炭車，直趨恩施。
　　木炭車顧名思義是以木炭做燃料，以水蒸氣為動力的交通工具。由於火力不足，走平地尚可，一到上坡，大家就得下車。木炭車每每咆哮著、吐出大片濃煙，向前衝了一段後，又往下滑。司機的兩個助手各拿了一個三角形木塊，在車下滑時便忙將木塊塞在後輪下，擋住退勢，待車喘息夠了，再向上爬。
　　有時候路太陡了，車實在衝不上去，司機便滿面愧容的，請大夥來推。隨車的都是當時鄂西行轅的高級官員，聞言莫不面面相覷。父親見了，首先捲起袖子，句話不說，動手便推。大家這才七手八腳地一擁而上，車子又開始緩緩地向前移動。
　　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然而人世間一切大事，都是由這些小事堆砌起來的。人總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，享受時不可少了他的一份，否則便是不公、不平。到了發生問題、應該設法解決時，這些人便叉著雙手，遠遠地站著，認為那是別人的責任，與他無關。父親之所以為人所敬重，與他的身體力行不無關係。
　　可能是路上太過勞累，也可能是在宜昌時心力透支，母親在車上咯血不止。從此以後，身體情況一天比一天衰弱，連臉上的笑容也顯得疲憊不堪。
　　國事也比母親的病好不了多少，先總統下野，南北議和。人人都知道大勢已去，常有人來勸父親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，父親立刻暴跳大罵，聲震屋瓦。
　　我們住在行轅辦公室的後面，院子很大，還種了一些玉米。雖然父親嚴厲禁止，我還是一有機會便到院中摘了玉米到廚房烤來吃。有一天，父親吩咐我做功課，隨後就上班去了。等他出門的聲音傳來，我立刻高高興興地跑到廚房去吃烤玉米。
　　正吃得有勁，突然聽到一聲獅吼：「邦復呢？」
　　我嚇得將玉米順手一丟，連忙跑出來，恰與父親撞個正著。父親手中拄著一支「文明棍」，棍端包著銅套子，見到我，不由分說，舉起棍子就往我身上抽。我還來不及逃，身上已狠狠地挨了幾下，頓時痛入心肺。恍惚中，遠處好像傳來母親微弱的呼聲：「別把他打死了！」我聽了，下意識地就往地上一倒，裝起死來。
　　那曉得父親不吃這一套，只聽得一聲：「我就打死你這個沒有出息的狗東西！」接著我左耳後面突然一陣劇痛，連裝都來不及裝，果真人事不知地昏了過去。
　　事後人人說我命大，父親那一棒就像打高爾夫球一般，棒尖正擊中我的後腦勺。棒子斷成了兩截，而我左耳後面連著腦勺處腫得像拳頭大，三個多月後才消掉。
　　學校為了宣傳共產黨的可怕，特別舉辦一次晚會，所有的節目都由同學表演。不知道是誰出的點子，我被分到扮演一位受共軍欺壓的農村婦女，還要邊唱邊跳。
　　我當然不肯，態度堅定異常，結果還是要勞動母親出面：「兒啊，唱戲有什麼不好呢？要知道你爸爸是個好官，他要讓老百姓高興，總不能叫他去唱吧。你代爸爸分勞，為什麼不願意呢？」
　　「他們要我裝女的，我不幹！」
　　「女的有什麼不好？媽媽不是女的嗎？觀音菩薩不也是女的嗎？」
　　「可是裝女生要擦胭脂，那不叫人笑死了？」
　　「做你該做的事，不要管別人。那天媽媽也要去，就算跳給媽媽看，好吧？」
　　母親說好說歹，我只得硬著頭皮，彆彆扭扭，活像個羞人答答的大姑娘。演完了，一連幾天都不敢見人。立妹則表演一支蝴蝶舞，我在後台沒有看到。聽說她跳得面色蒼白，不要說飛，到後來幾乎連動都不能動了。

　　有一天，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跑進家裡，驚慌地喊著：「共產黨過江啦！共產黨過江啦！」
　　家裡又是一陣亂，母親躺在床上只是流著淚，嘆氣說：「又要搬家了，老天哪！搬到哪一天為止啊！」
　　父親不知去哪裡了，我只記得一切都是姚伯伯在打點，家裡忙亂了一陣。母親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舉步維艱地，帶著我們兄妹二人坐上一架軍機。先到萬縣，再乘船到重慶，住進湖北省銀行的辦事處裏。
　　那時，重慶也是一片兵慌馬亂，我們都受到警告，不許隨意走動。只要沒看到父親，天塌下來都不怕，一切事務對我來說都是新奇有趣，整天東張西望，忙個不停。
　　辦事處位於市中心小十字街，街旁地上都是些擺地攤的小販，我常去買「冰棍」吃，也常租些「娃娃書」（連環圖畫 )來看。因此學了不少歌謠，隨著別人唱：「…不怕銅打鐵羅漢，只怕難過九月三！」
　　那時人人在唱，但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意思。另外還有一段是：「火燒重慶，血洗台灣！」這段我懂，因為我一唱，母親就罵。
　　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那天，大約下午兩點鐘，我正在客廳玩著。突然發現窗子外面，「朝天門」方向有一股黑煙，直衝雲天。我忘不了漢口酒精廠的大火，在開始時也是這樣的一股黑煙。但辦事處裡沒有人相信我的話，都說那是輪船泊岸，而且船一定很大，所以煙很粗。
　　到了五點鐘，原來的一股煙化為兩股，而且變得更粗。辦事處的人都不見了，只剩下我們母子三人。母親開始急了，電話又打不通，口中便唸起觀音菩薩來。
　　我跑到門外一看，才知道事態嚴重。原來不僅是失火，而且火頭不止一處，人人都緊張地群聚街頭，指東望西，議論紛紛。還有不少軍警，荷鎗實彈，來往巡曳。
　　小十字街緊接大十字街，大十字街則與銀行街相交。如果銀行街也燒了起來，那問題就大了。根據目前形勢，顯然是有人縱火，朝天門一帶都是窮苦人家住的木房，很容易燃燒。銀行街則是鋼筋水泥的高樓，雖然不容易燃燒，一旦燒了起來卻難以搶救。
　　這時人群中一陣大亂，半空又冒出了一片濃煙，隱隱還看得見火舌伸縮，彷彿就在小十字街的附近。我慌忙跑回家，急著對母親說：「不得了，到處都燒起來了！」
　　母親雖然心裡焦急，卻對我說：「怕什麼？菩薩自然會保佑我們的。」
　　天色不但沒像往常一樣暗下來，反而越來越紅。由窗子望出去，朝天門一帶完全籠罩在熊熊的火光下。偶而，昏黑的濃霧從下向上倒捲，瀰漫著詭異的烏紫色。火苗像斷了線的風箏，輕靈地直竄向遙空，火勢彷彿接近了尾聲。正當人們滿懷期望，突然間，一團更加明亮的閃光，挾著驚天動地的爆炸聲，無數密如珠網的火星，四散崩裂。頓時，天心又破開一個缺口，火光更盛，火勢愈加猛烈起來。
　　本來屋裡靜靜的，只聽得到我自己的心跳，和母親喃喃的祈禱聲。忽然，前街嘈雜鼎沸的人聲也擠了進來。我下意識的跑到大門口，眼下居然也是一片通紅，人人呼天搶地的奔跑著。有人抱了些什物，有人還拉著孩子，甚至有人衣冠不整，披頭散髮。但卻無一不是驚惶失措，在那慘紅灩灩、宛似煉獄的街頭上，不辨東南西北地亂跑亂竄。
　　地上到處是箱籠衣物，有人摔倒了，後面的人又撲上去。尤其是小孩子，有的就地號啕大哭，有的茫然地在街心打轉。一時鬼哭神嚎之聲，充塞圜宇。
　　我被眼前人間煉獄般的景象嚇得楞住了，不知何時起，母親已站在我身後，口中不斷地唸著：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…」
　　一位警察看到我們，好心地過來說：「太太，還不快逃？四面八方都燒起來了。」
　　「往那裡逃呢？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…」
　　那位警察搖搖頭，無可奈何、踽踽地消失在火光中。
　　我覺得很熱，更難受的是嗆人的煙味，腦中一片空白。這時自發性的生命力發揮了作用，我不再問母親，跑進屋裡。我不知從何而來的力氣，連抱帶挾地，把我們僅有的四件行李都拿了出來。
　　母親充滿憐惜地阻住了我，她說：「兒啊！假如該我們母子死在這裡，你逃得掉嗎？」
　　我急中生智，迸出一句話來：「如果不該死在這裡，我們就逃得掉！」
　　母親平靜地望著我，說：「我是活不久了，但你不是短命相，放心，菩薩會保佑的。」
　　看到母親安祥的面容，我頓時平靜下來。其實，我並沒想到生死的問題，只是受了眼前氣氛的感染，不知不覺中想要拔足飛奔。但基於對菩薩的信念，尤其是從幼至今，不論在多麼惡劣的境況下，母親都能維持著平和的心境，這一點對我的影響無與倫比。
　　在順境中，人人都能發揮所長，而身處逆境，心一亂就失去主宰。母親現身說法，一次一次帶領著我脫離險境。不知不覺中，我已學會了她那處亂不驚的鎮定態度，一再地讓我渡過難關。
　　不久，傳來陣陣雜亂的汽車喇叭聲，街上又是一陣亂。我看到載著軍人的大卡車，一輛一輛慢慢地駛過來。登時，人群像潮水一般擠到街旁，車隊壓過到處散布的箱籠，顛簸著朝銀行街那邊通紅的火衖裡駛去。街頭立刻活動起來，人們又燃起了希望，既然車隊能開進來，就一定有條活路。
　　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大家紛紛擠往車隊前來的方向逃命。
　　在最後一輛車上，我看到了辦事處的人，立刻高興的大叫。車子一停，先跳下來幾個軍人，持著槍圍在車前，不許別人過來。
　　辦事處的職員急著對母親說：「夫人，時間不多了，我們是奉命來搬庫存的，你們先上車吧！」
　　他們從庫房中抬出很多沉沉的小箱子，聽說裡面都是銀元。等車子裝滿了，那幾個荷槍的軍人慎重其事地或坐上車頂，或攀援在車旁。車子這才緩緩地穿梭在一些不知名的大街小巷中，沉重地鳴著喇叭，在人群裡搶出一條活路。
　　我們彷彿是活在一個碩大無朋的火爐中，觸目之處都是火光，只有天心是一個濃煙迷漫的黑窟窿。乍看無處可走，所幸有些軍警守在轉角的路口，車子時而向著火勢最盛處，時而轉向背火的方位，不斷的繞來繞去，漸漸地遠離了火場中央。
　　從母親與辦事處職員的交談中，我才瞭解事件的全貌。原來這是共產黨的攻心策略，他們打算把國民政府最後的基地燒掉，口號就是：「火燒重慶，血洗台灣」。而最主要的目的則是藉著這次的「火燒」重慶，防止人們逃向即將被「血洗」的台灣。
　　因此這次大火全是預謀，全市有數十起縱火事件。成功地燎原的則有七處，先由朝天門的木屋起，沿著山勢，由山下向上燒，最終目的是我家附近的銀行街等金融重心。
　　國民政府未能洞悉在先，事起倉促，一時間手忙腳亂。最厲害的是共產黨嚴密的佈置，很多住家中早已準備好汽油、酒精等易燃物。只等一聲令下，立時引火爆炸。更狠的是朝天門的火場，只是為了將全重慶的救火車都陷在其中。
　　當救火車到達時，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一律出動。有的割裂水管，有的扎破輪胎，盡一切可能來阻止救火行動。待水源枯竭後，再將救火車之回路堵塞，使之插翅難飛。然後在入夜之際，待救火系統全部癱瘓了，便在全市縱火，要燒得重慶片瓦不存。
　　共產黨所沒有料到的是，重慶市各地消防隊指揮並不統一，各謀其政。朝天門大火燒起來時，所到的救火車並不多，因此其他各地的火勢才能控制。等到十字路火起，國民政府得以調動全部力量，打開一條生路，將銀行中的庫存搶救出來。
　　言談間大家感慨不已，時先總統已將主力撤至台灣，重慶民心渙散，人人都在期待共軍之到來。不放這場火，人民將會歡欣鼓舞地迎接「解放」。而經歷了這次殘酷的浩劫後，雖然達到了阻止一些游離份子逃向台灣的目的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市容的破壞不說，無辜百姓生命財產上的損失以及民心的創痕，恐怕永難彌補了。
　　隨後，我們搬到重慶南岸一處叫「黃角坳」的地方。重慶的餘燼尚未熄滅，青煙嬝嬝，三分之一皆成為焦土，遠遠望去一片烏黑。據悉約有五十萬人家破人亡，災民處處，淒厲的哭號聲，隔岸猶隱隱可聞。
　　我們的家在一個小山坡上，事實上這裡舉目盡是丘陵，羊腸幽徑曲折起伏。由於沒有水電，點的是油燈，喝的是山泉，對我來說倒別有一番滋味。
　　給我們挑水的是個姓馮的少年，年紀與我相若，就住在我們家對面的山坡下。記得曾有人對母親提起，說他父親是共產黨，叫我們不要用他。母親不以為然，反而對他更為寬厚，常叫我送些食物點心到他家去。
　　我僅僅見過他父親一次，是在他們那陰暗的小屋裡。起先我有點害怕，因為在人們的傳說中，共產黨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。可是又禁不住好奇，仗著與他兒子交了朋友，相信他還不可能把我給殺來吃了。
　　那是一個瘦長的老人，看上去一點也不特別，馮介紹我說：「爹，這是朱少爺。」
　　他只嗯了一聲，問我道：「你父親是朱懷冰吧？」
　　我有點不安，嚅嚅地應了聲。
　　他隨即說：「你們去玩吧。」
　　我如釋重負，忙拉了馮出來，一時忍耐不住，我便問他：「人家都說你爸爸是共產黨，你知道嗎？」
　　他很奇怪地反問我：「什麼是共產黨？」
　　我無從解釋，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　　這裡有一所小學，我剛進學校，就偷偷地喜歡上一位粗眉大眼的長髮姑娘，她名叫辛舉碧，住在馮家的山後。
　　馮天天為人挑水，沒有讀書。有一天，我等馮挑完了水，便邀他去逛山路。走到辛家門口，沒見到她，自是有些失望。但又心有未甘，剛走過去，又找個理由走回來瞧瞧。
　　馮看出其中有些蹊蹺，問我：「你在幹什麼？走來走去的，人家會把我們當賊！」
　　我羞得無地自容，只好告訴他實情。
　　他說：「這個簡單，是哪一家？我幫你去把她叫過來。」
　　我忙說：「千萬不要把她叫來，我只想遠遠地看她一眼。」
　　馮輕蔑地笑了笑，說：「真是大少爺，只想遠遠地看一眼！」
　　我隨指向一間破敗的茅屋：「就是那一家。」
　　他一看，立即就說：「聽我的話，你不能和她來往。」
　　「為什麼？」我被他弄糊塗了。
　　「因為她一家都是共產黨。」他肯定地說。
　　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　　「我問過爹爹。」他解釋道：「我爹爹說，所有的窮人都是共產黨。」

　　有一天晚上，父親又出現了，他的臉色從來就沒有好看過，但這次更是陰沉。他和母親關著門談了很久，然後走出來，摸摸妹妹的頭，又看了我一眼，身影消失在黑暗中。
　　母親在房裡哭得死去活來，又咳了一盆血，氣如遊絲。大家都慌了手腳，一個個圍在母親身邊，不知所措。
　　過了一會，母親鎮定下來，流著淚水，說：「我們今後再也見不到爸爸了…」才說一句，母親又忍不住哭了起來，停了一會，說：「他要和胡宗南一起去打游擊。共產黨已打到綦江，我們又要逃難了，姚伯伯明天會來接我們。上次留在恩施的行李，也都運到重慶了。」
　　「太太，你們就要走了？」老媽子問。
　　母親喘了口氣，點點頭。
　　「去哪裡呢？」老媽子又問。
　　母親一聽，又傷心地哭了起來，而且一直搖頭不語。
　　晚上母親把我和妹妹叫到房中，拿出兩塊小小的金子，眼中噙著淚珠，慎重地說：
　　「你爸爸從來不要錢，我好不容易省吃儉用，才存了這二兩金子。現在我們又要開始逃難，很可能你們會走失，我的身體更怕撐不下去。萬一有這麼一天，你們年紀小，又沒親沒故…這二兩金子，我給你們縫在衣領子裡，不到不得已，千萬不要取出來…娘對不起你們。不能照顧你們長大成人…」說著，母子三人哭成一堆。
　　最後，母親勉強忍住眼淚，小心地把我們的棉衣領子拆開，將金子藏在夾層裡。並對我說：「你該懂事了，不要怪你爸爸，他有他的責任，以後你的責任就是照顧妹妹。我這裡還有五十塊現洋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可以拿去用。」
　　第二天，母親叫我去學校辦理轉學手續。這還是第一次我自己辦，心裡很清楚，以後一切都要靠自己了。到了學校，我向老師說要轉學，老師什麼都沒問，立刻帶我到辦公室，替我及妹妹填好表，只剩下姓名一欄空著。
　　最後，老師問我：「你要改什麼名字？」
　　我楞住了，不知道為什麼要改名字。
　　「你父親名氣很大，共產黨一定不會饒過你們的，最好改個名字。」
　　我腦筋一轉，想到那北海牧羊的蘇武，就說：「那我就叫朱武吧。」
　　老師填了上去，又問：「你妹妹呢？」
　　既然有武，妹妹就叫文，豈不是文武雙全？我很得意自己取的名字。
　　回到家，母親已坐上轎子，姚伯伯正搓耳撓腮等得不耐煩。一見到我，話都來不及說，急急忙忙就催著大家動身。這時長江渡輪全被軍隊包了，所有大小船隻也都被征用。姚伯伯來時，在重慶租了一艘小船，還是經過上級特許，才保留給我們。
　　江邊密密麻麻的都是軍人，一個個衣衫襤褸，神色疲憊。有的坐在地上，有的則乾脆睡倒。長江兩岸遼闊，船隻又少，看來這些部隊要全數過江，起碼得花個十天半月。
　　所以，當姚伯伯拿著特許公文，穿過重重部隊時，兩旁投來那麼多羨慕的眼光，我真以為我們的渡船一定神氣非常。不料，那只是一條小筏子，勉強裝下了我們一家人，船身吃水就幾乎到了船舷。
　　這一天長江風浪很大，船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地顛簸不停。除了一波一波的浪頭，我們什麼都看不見，昏昏沉沉地，一種對未來莫名的恐懼，襲上我的心頭。
　　才十二歲的年紀，天災人禍、生離死別都經歷過了。終年流徙不定，永遠在搬家，不停地在適應新環境。雖然我並不知道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樣的人生，但我卻開始羨慕馮家那樣平靜的生活。如果能那樣過日子該多好，挑挑水，連書都不必讀了。
　　上了北岸，姚媽媽、愛珠，還有跟我們多年的長工呂慶友都來迎接。母親見了他們，又是一陣傷心，加上途中的辛勞，衰弱得幾乎無法動彈。
　　這時姚伯伯把我當做大人，大家一起商量何去何從。
　　姚伯伯說：「懷公交待省銀行辦事處留了一輛卡車，叫我們回漢口去，可是…」姚伯伯轉過頭去對母親說：「以妳目前身體狀況，恐怕…」
　　母親嘆口氣說：「都是我連累了你們。」
　　姚伯伯忙說：「我的看法是，先去北培，等妳身體好一點再說。」
　　母親知道別無選擇，含淚不語，我們走到辦事處前，行李已經裝在車上。大大小小數十件，多半是父親最珍貴的書籍，剛剛由家人呂慶友老遠從恩施押運來的。
　　這時大約是下午兩三點鐘，重慶街上冷冷清清，與我數月前所見真有天壤之別。而且還有種奇怪的聲音，彷彿是遠處的雷鳴，轟轟不絕。
　　我問姚伯伯，他緊張地說：「是共產黨的大炮聲，大概明後天他們就要到了，你看重慶的人幾乎都逃光了！」
　　我們上了車，可是司機卻不在，到處找不著。呂慶友急了，只好猛按喇叭，寂靜的街道上，迴音激盪，顯得非常的刺耳。
　　過了一會，突然見到街頭那端跑來十多個人，母親緊緊地把我拉住，姚伯伯則站在車前頭仔細觀察。等他們跑近了，才看出都是辦事處的熟人，大家不禁鬆了口氣。
　　姚伯伯立刻迎了上去，誰知還談不到幾句，雙方竟然爭執起來，聲調也逐漸提高。只聽姚伯伯氣憤地說：「懷公待你們不薄，把你們由湖北帶出來，不論如何，做人也該有點天良！」
　　其中有個人理直氣壯地答道：「什麼天良？我們也是人，也有權逃命！這部車子是辦事處的，我們當然優先！」
　　那邊還在爭吵不休，有幾個人逕自繞過來，叉著腰毫不客氣地對母親說：「你們下去，我們要用車子。」
　　母親氣得發抖，說：「我不下去，這是懷公留給我們的！」
　　「什麼懷公不懷公？國民黨都倒了，你們還神氣什麼？」
　　姚媽媽知道再鬧下去吃虧更大，便對母親說：「我們就先下去，找到處長再說。」
　　姚伯伯見情形不對，急急地趕了過來說：「車子還是讓給他們好，我們另外再想辦法。」
　　眼睜睜地看到以前對我們必恭必敬的職員，現在竟變得如此蠻橫無理，我心中又氣又恨。但是形勢比人強，在這生死關頭，憑我們幾個老弱婦孺，又能把他們怎樣？要是我有一身武功，或者能呼風喚雨、撒豆成兵！哼！我要把他們一個一個捏死，把他們打入十八層地獄，叫他們永世不能翻身…
　　等我白日夢做完，車子早開走了。母親斜躺在路旁，臉色蒼白，連聲乾咳不止。所有的箱子行李散落一地，呂慶友正忙著收拾。
　　我第一次產生了未能盡責的感受，為什麼當時我沒有挺身而出呢？所謂的英雄好漢，絕不是貪生怕事之徒、只能做白日夢啊！
　　姚伯伯四出奔走，想盡了辦法。可是那時重慶已是死城一座，叫天不應，找人無著，急得真似熱鍋上的螞蟻。反倒是母親冷靜地唸著經，一面安慰姚媽媽，說菩薩會保佑好人，萬事都已經由上天安排好了。
　　天色漸漸晚了，姚伯伯已經束手無策，目前唯一的希望是找一處能暫避風寒的地方。說不得，只好把辦事處的大門打破，至少可以渡過今夜。
　　辦事處外面有座鐵門，上了一個大銅鎖，呂慶友用盡了全力，也撼動不了分寸。正在忙時，街頭有一部黑色轎車悠閒地慢慢開了過來。
　　姚伯伯一見，趕忙迎了上去。
　　開車的司機一見到姚伯伯，立刻伸出頭來，高興地大叫：「姚秘書，您怎麼還沒有走啊？」
　　姚伯伯一時呆住了，不知該怎麼回答，那司機又說：「您老不記得我了，我是陳局長的司機，小陳。」
　　「對了，對了，我真是老糊塗了！陳局長呢？我正要找他。」
　　「早都走了，公館裡只留下我一個人和這部車子。」
　　「真的？那好極了，能不能請你幫個忙？」
　　「這有什麼問題？」小陳痛快地說：「我每天都閒得發慌，您老請吩咐吧。」
　　姚伯伯指著母親說：「朱懷公你還記得吧？這位是懷公的夫人，本來懷公留了部大卡車給我們，可是被人搶走了，現在…」
　　小陳立刻說：「這是小問題，您說吧，您要上哪裡？」
　　姚伯伯猶豫了一下，說：「北培。」
　　「北培？」小陳吃了一驚，猶豫地說：「只要在重慶市內，去哪裡都不成問題，可是北培實在太遠了。」
　　「有什麼分別呢？陳局長一時不可能回來，你也要生活呀！不如你送我們去北培，我給你一兩金子，總比坐在家裡無聊好。」
　　小陳考慮了一會，慨然說：「行，聽您的！」
　　那車平常連司機只能坐五個人，呂慶友要押運行李，不能同行。我們母子三人，加上姚伯伯夫婦及愛珠，還勉強擠得下。只是母親要平躺，我們拿了兩個箱子，在後座擱腳的空處鋪得與座椅等齊，倒有點像張床。
　　小陳考慮得很週到，為了怕路上買不到汽油，弄了好多桶放在行李箱中。忙到動身時刻，天色已經黑了。
　　那時，重慶市內空空洞洞的，宛似鬼域，但一出了城，景象立刻改觀。先是看到稀稀落落，三五成群的人，有的背著家當，有的扶老攜幼，宛如細細涓流，朝著同一方向走。再下去，人群越聚越多，漸漸地，像是洪水一般，匯為潮湧。但是汽車卻不很多，間或看到幾輛，也都陷入擁擠的人海中。
　　小陳一面猛按喇叭，一面緩緩地往前擠開一條路來。
　　平常開車到青木關，大約只需二十分鐘的路程。這時走了四五個小時，已經是三更半夜了，路上人車擁成一團，卻還不知離青木關有多遠。
　　又挨了一陣子，只見路旁兩側的人群不斷地向前移動。車隊反而一部緊接一部，前燈照著尾燈，大家都動彈不得。遠遠望去，活像一條咆哮的火龍，癱瘓在黑暗的大地上。
　　小陳開始有點不耐煩，便走下車去，活動一下筋骨。過了一會，他懊惱地回來說：「看樣子青木關到不了啦，共產黨故意開些爛車子來，把路給堵死了。」
　　我們後面早已接上了長長的尾巴，這裡又沒有岔路可走，真是進退兩難。姚伯伯急得抓耳撓腮，母親不住地唸觀音菩薩，只有妹妹和愛珠擠在一堆，睡得香甜。
　　等我打了個小盹，醒過來時，車子又在緩緩前行。果然路邊的田埂上有很多東倒西歪的車輛，有的還四輪朝天，看來都是被人推過去的。路邊除了逃難的老百姓以外，也有不少軍人。他們多半披著破舊污穢的軍服，肩上倒掛著步鎗，情況和難民相差不多，個個面露疲倦之色，步履維艱地往前挨著。
　　才走了沒多久，車隊又停止不前，小陳再去打聽，這次的消息更糟。原來軍隊在前面設下關卡，攔下所有經過的民用車輛，一律充公。
　　姚伯伯生氣的說：「是誰的部隊，簡直無法無天。」
　　小陳意味深長地說：「要是有法有天，就不會打敗仗囉！」
　　姚伯伯突然想到：「我身上還有重慶市長的公文，不知道管不管用？」
　　「您有沒有槍？有槍一定管用，前面好幾部車上都有，有的還是機關槍哩！」
　　果然，走了一段路，幾個軍人把我們攔了下來。姚伯伯拿出公文說：「我們有公事，再說車子這麼小，你們拿去也沒用。」
　　那幾個人商量了一下，向姚伯伯說：「老鄉，我們也不為難你。但有兩個兄弟走不動了，借你們車頂坐一下，過了青木關就放他們下來，你說怎樣？」
　　姚伯伯連忙滿口答應，想不到這一來，那兩個軍人反而成了我們的護身符，一路上再也沒人找我們的麻煩。
　　又走了一程，姚伯伯突然指著路邊說：「那些不是搶我們車子的人嗎？」
　　一點也不錯，十幾個男男女女，擠在難民叢中。那一副狼狽不堪的模樣，真是又可恨又可憐，顯然他們的車子被充公了。天下事真是禍福難測，如果先前沒有被趕下車，現在走在路上的就是我們了。以母親的病況，那種慘狀實在不能想像。
　　直到天上泛起了絲絲曙光，車子才開到青木關，這時路上人車已很稀少。放下那兩個軍人後，小陳這才舒了口氣，踏足油門，向前風馳疾駛。
　　剛走了一段，小陳就覺得不對勁，每當車要向左轉彎時，車身下就咯咯作響。
　　小陳停車一檢查，又帶來一個壞消息：「鋼板斷了，一定是剛才超載，又走走停停，震壞的。」
　　「還能開嗎？」姚伯伯問。
　　「到北培還可以，但北培沒有修車的地方，去了車就報廢了。」
　　「車子一定要修，你知道那裡有修車的地方？」
　　「往成都的方向有幾個大站，我曾經去過，但這一去一回，就得多擔擱一天。」
　　姚伯伯嘆口氣說：「一天算不了什麼，修車要緊。」
　　一路上，小陳小心翼翼的開著，還算很順利。走了半天，我們只看到二部裝甲車，與我們反向而行，其他倒是毫無異狀。
　　到了一個相當大的鎮上，我們先下來休息，小陳則去修車。在一個小舖子裡，姚伯伯買了幾碗麵，店家不收法幣和金元券，堅持要用現洋（銀元），而且是一塊錢一碗。我對金錢沒有概念，但與上次在巴東時，幾個銀角子就買來一擔櫻桃相比，其分別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　　由於已經餓了很久，這碗麵之香，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。雖然饞得要命，但我知道我們總共只有五十塊現洋，看看大人們，連碗底都舐乾淨了，當然不敢再要。
　　店家問我們去哪裡，姚伯伯說要去北培。
　　店家說：「老哥去不成囉，當兵的把橋都炸啦！」
　　姚伯伯不相信，說：「瞎說！我們剛從那邊過來的。」
　　「老哥，你剛才過來，一定看到兩部怪車子囉，那是去炸橋的！聽說共產黨已經過長江了，我真不懂，這麼丁點小橋炸了有啥子用？」
　　小陳修車回來也証實了這件事，大家商量之下，北培既然去不成，就只有去成都了。母親雖然捨不得那些行李，但是說不定能在成都找到父親，心情反倒開朗很多。
　　出了鎮，直到成都，路上平靜得不像是在戰爭的邊緣，沒見到幾個軍人，也沒有作戰工事。農民照常耕作，商人一樣營生。只是每當我們問起共產黨的動靜，大家都聳聳肩，好像漠不關心。但有一點卻如同冒在水面的冰山，可以反映出人心的消長。不管我們買什麼，商家一律只收現洋，政府發行的紙鈔好像廢紙一般。
　　我在車上發現了幾本小說，是還珠樓主著的《武當七女》、《北海屠龍》等。這是我陷迷於仙、佛、鬼、怪、妖、魔奇異世界的開端，幻境與現實交錯，人可以隨時逃遁到主觀的時空裡，自得其樂。
　　有一天傍晚，我剛剛神遊青冥歸來，發覺已經到了成都。眼前一片低矮的平房，絲毫沒有大都會的氣派。而且軍警密佈，三步一哨，十步一崗。市容很是蕭條，家家戶戶重門深掩，平靜中隱藏兵戎的殺氣。
　　不記得母親與姚伯伯是怎麼商量的，只知道迷迷糊糊中，姚伯伯帶著我，在成都的大街小巷裡穿梭來去。姚伯伯拿著一張寫滿地址的字條，我們逐一叩門，詢問父親的下落。結果不是無人應門，便是好不容易出來個人，卻是一問三不知。
　　我肚子又餓，雙腳也痠痛難忍。這樣過了不知多久，在一排竹籬前，一位老先生探出半個身子。姚伯伯輕聲問了他幾句話，他一直搖頭不語，卻仔細地打量著我。
　　姚伯伯立刻把我拉到他面前，說：「您總認得他吧！他是懷公的次公子。」
　　那老先生半響沒作聲，突然問我：「你媽媽呢？」
　　「媽媽睡在車上，沒有來。」我照實回答。
　　「她為什麼不來呢？」
　　「因為她有肺病，身體不好。」
　　老先生點點頭，對姚伯伯說：「我三年前見過他，那時他還小，只是在這個關頭，我必須謹慎些。」他小心地四下張望了一陣，然後悄悄地說：「也真巧，懷公今天下午剛來給我辭行，你們早來一天，我還真不知道他來成都了，如果你們來晚些，怕也見不到他了…」
　　姚伯伯急問道：「懷公真要去打游擊了？」
　　「不是，」老先生說：「胡宗南奉命死守成都，懷公則要隨行政院撤退到香港，大概是明天的飛機…只是我沒有想到要問他，不知道他住哪裡？不過他曾經提到要去看幾個人，那些人我都認識，我把地址抄給你，趕快去找。還有，現在懷公名列湖北頭號戰犯，不是我見過邦復，我絕不會告訴你他的行蹤，你千萬小心點。」
　　雖然地址在手，有了下落，不幸這時兵慌馬亂，人人自危。我們找到一處時，已是深更半夜，一片岑寂。敲門之聲驚徹四鄰，只聽見犬吠之聲遠近呼應，卻未見到一個人影。我把臉貼近門縫，看到屋內分明有燭火晃動，但就是沒人應門。
　　姚伯伯急得跳腳，又換一家，情景依然。
　　回去見了母親，大家相對無言。
　　良久，母親戚然說：「或許這是天意吧，算了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有沒有地方可以吃點東西？」
　　小陳知道附近有個夜市，我們便開車過去。偌大的成都靜悄悄的，彷彿是個空城。我們擔心連夜市都歇業了，那才悽慘。
　　還好，有幾家店門還開著，只是客人不多。我們剛剛走進一家，姚伯伯竟然興奮地大聲嚷叫起來：「好呀！你們都在這裡！懷公呢？」
　　裡面坐著的幾個人，我彷彿認識。他們聽見叫聲，吃了一驚，一看是姚伯伯，趕忙把他一把拉過去，連使眼色，悄悄問：「夫人呢？」
　　「來了，來了，睡在車上。」姚伯伯忍不住老淚縱橫，總算放下心來。
　　父親一見到我們，不但毫無喜色，反而暴跳如雷，大罵姚伯伯不負責任。姚伯伯靜靜地等父親罵完了，才細細地把前因後果敘述了一遍。
　　父親嘆口氣說：「這叫我怎麼辦？整個行政院有好幾百個人，撤退的飛機只有四架。票都已經分好了，明天上午就要起飛，就算我是行政院長也沒有法子呀！」
　　母親在一旁躺著，傷感地說：「不要擔心，我們先在這裡休息幾天再說，你的那些書還在北培，我也不放心。等我身體好一點，我們就回北培去。」
　　「胡說！你們先休息，我看看有什麼辦法！」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父親弄到了一張票。那是因為有人臨時變卦，到行政院退票，正好被父親碰上。但是問題仍然沒有解決，因為按照規定，不論大人、小孩，每人一票。據說撤退所用的是美國飛虎航空公司的軍機，由外國人負責檢查，只認票不認人。
　　大家建議父親和母親先走，但母親堅持說，要走我們母子三人都走，要留都留。七嘴八舌吵個不停，最後父親發火了，大喝：「誰都不許吵！先到機場再說！」
　　那時的機場只是一片黃土平地，上面散佈一些亂草和幾間機棚。沿途軍警嚴密戒備，機場上則是冠蓋雲集，無一不是當時各地各界的軍政大員。
　　到了機場，父親和他的朋友立刻分頭行事，到處「打點」。首先傳到的好消息是飛機誤點，要延到晚上，正好給父親賺到了寶貴的半天時光。最後，大概花了不少錢，得到驗票人員的首肯，我和妹妹可以不用票而混上飛機。
　　這是行政院最後一次撤退，一共有四班飛機。父親的朋友王洸先生是前航務局長，他有三張票，乘第二班飛機，帶著兩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，他答應帶我闖關。父母親則是第四班，那時應是深夜，說不定妹妹也可以混過。
　　事到如今，除了委諸天意外，別無良策。母親不再說話，只是專心唸佛。連我也知道事態的嚴重，開始在心中默默唸著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」。
　　好像是晚上八點鐘，第二班飛機到了，大家排著隊，王先生緊拉著我的手。父親和母親站在遠遠的人群中，我的心中很平靜。因為有觀世音菩薩保佑，我不認為這是骨肉分離的關頭，只覺得眼前的一切陌生而又遙遠。隊伍逐漸往前移，我的心開始猛烈地跳動，我們踏上了獨木橋似的跳板，四個人，一大三小。我看到昏暗的機艙門口站著好幾個人，每收一張票，放一個人。
　　我這才想起離開了母親，要飛向一個遙遠而不知名的地方。看看緊牽著我手的王伯伯，心中突然萬念雜陳。如果我走不成，還可以陪著母親，萬一妹妹上不了飛機，那時母親會怎麼樣？隨妹妹留在成都？而我卻要跟著父親？再不然把妹妹一個人丟下，可能嗎？
　　我知道菩薩會保佑，但是保佑誰呢？是不是連妹妹也在內？心中還在胡思亂想，人已到了機門。突然門口一陣騷亂，似乎有人在找什麼。我們趁亂走進機艙，耳中只聽到有人叫著：「四個人，只有三張票。」
　　另外有人叫道：「有一張票在我這裡！」一個外國人想過來看，而後面的人又擁了上來。
　　王伯伯忙把我拉近身邊，掩護著我，一起擠到飛機艙尾。這原是一架軍機，容量並不大，為了增加載運的人數，所有的坐椅都被拆除了。我們就地一倒，王伯伯立刻把我藏在身後，再用毯子蓋了起來。
　　到香港啟德機場時，已是第二天早上。下了飛機，王伯伯交待我不要亂跑，好好在候機室裡等候父母，說完，他們就走了。
　　我一生奇特的行逕，都與這些遭遇有著不可分的關係。不過十多天的時間，我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境況，由轟轟隆隆的炮火聲中，逃！逃！逃！逃！冒著骨肉分離的風險，從一個未知的時空，又逃向另一個。十二歲的我，就體驗了尚無法充分瞭解的巧合奇遇，一個事件緊扣著另一個事件，分毫之差都足以令我的未來行向不同的軌道。
　　我試著理解所發生的各種事件，可是那些感受如同夢境一般，很陌生，卻又那麼真確。任何事態的演變都巧妙得不可思議，以常理而論，這些巧合只能出現在三流的小說中。除非是以母親一再強調的「菩薩會保佑」這句話來理解，才能圓滿地解釋一切。
　　這些事件的經歷，對我有很大的影響。以致後來遇到任何打擊我都認為是理所當然，常能保持平靜的心態，而對原則總是堅持到底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又使我虔信命運，以為在菩薩庇佑之下，不必積極去爭取或追求世間的一切，最後，我終於走上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。
　　那印象深刻明晰，是在一九四九年，啟德機場只有一個候機室，來往的班機也很少。我一個人呆呆傻傻地，在四周全是玻璃窗的大廳中等著。我不斷地自問，父母親會不會來呢？如果不來，該怎麼辦呢？我想到母親縫在衣領中的金塊，用手摸摸，那堅實的感覺令我稍感安慰，可是這又能買幾碗麵？讓我活幾天呢？
　　我不敢再想下去，乾脆專心地唸起觀世音菩薩來。
　　果然菩薩垂佑，到了下午，父母親與妹妹都平安到達。隨後父親先去台灣，我們在九龍的大埔墟住了三個多月，在一九五○年元月移居台灣。

　二、立冬
國難、家難、災難、逃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