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、歸途
美國、打工、雪地、父喪

　　我把能夠變賣的都賣了，包括那支心愛的小喇叭。所有的錢湊起來大約有一千三百多塊美金，還不夠買回台灣的飛機票。幸好那時敏姐在美國洛杉磯，姐夫任職領事館。我決定先去洛杉磯，找到敏姐再想辦法。
　　九月初，我到了洛杉磯，由於事前沒有通知她，加上多年未見，她幾乎不認得我了。我說明了經過，她則認為家裡這封電報必有隱情。因為幾天以前還有朋友談及家中情形，說父親退休後，在繼母的慫恿下，以七十多歲的高齡，居然開始做起生意來了。誰都想不到，父親一生視財物為糞土，竟然晚年失節。
　　我實在難以置信，如果父親一切安好，千里迢迢，叫我回去做什麼呢？敏姐認為，既然要做生意，就要資本。她聽說繼母到處宣傳，說我在巴西作畫，和張大千一樣發了大財。顯然，如果專程叫我回去投資，怕我不願意；而以父親病危作為理由，先騙我回去，再設法說服我才是上上策。
　　我先還不信，立即發了封電報，說人已到達洛杉磯，因囊中羞澀，請父親寄些路費來。同時又寫信給幾位在台的親友，請他們代我打聽一下家裡的情況。
　　結果証明敏姐的判斷完全正確，父親來信說病已痊癒，叫我留在美國，不要回台。而親友則一致表示父親身體很好，只是為了做生意，到處借錢。在字裡行間，每個人都暗示著對繼母的不滿。
　　敏姐看了父親寄給我的信，她指出那不是父親的筆跡。我記得大約在一年以前，父親曾寫信說明，因為他的視力不好，家信概由繼母代筆。日子一久，我根本沒想到這些代筆信很可能已不是父親的意思，以至於在盲目衝動下，拋棄了在巴西的一切。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我該怎麼辦呢？
　　回巴西吧？不論有沒有必要，八百多塊美金的機票從哪裡來？再說，學校的退學手續已經辦了，我好不容易申請到的一點助學金也沒有了，以後的生活要靠什麼維持？還有，我該如何面對艾洛伊莎？難道告訴她，我是個自由人，想走就走！現在，我需要她，想回到她身邊，我就回來了？
　　回台灣是不用考慮的，國外生活再苦，卻是海闊天空，心情暢快得很。最後，大家都勸我留在美國，我也知道這是唯一的選擇，別無他途。只是我很不甘心，打從中學起，由於我恨英文，不僅不願意學，而且還信誓旦旦，將來絕對不去美國。
　　考慮再三，我列出各種自以為是的理由，設法說服自己留在美國。工作、語言、文化背景、生活習慣等，倒不是問題，甚至於，為了我追求的目標，更有深入的必要。好在在這個時代，美國不論在哪一方面，對人類社會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。遲早我都要瞭解她，多少困難都必須排除，否則，我不夠資格自命為人生真理的探索者。
　　孫振先是我在巴西認識的朋友，畢業於屏東農專。這時剛好他來找我姐夫辦事，一見到我，他鄉遇故知，立即邀我去他家住，並熱心地幫我找工作。他太太叫露西，是實踐家專畢業的，做得一手好菜，也非常好客。他們住在好萊塢區，在日落大道與高原街交叉口附近一所小巧精緻的木屋內。
　　老孫所從事的工作是一種很特殊的服務業，專門為別人照相。客人只要打電話到他公司預約，定好時間，老孫便依約準時去拍照。這樣也可以稱為「工作」？我實在佩服美國人的生意頭腦，只要有需要，就有生意，就有錢可賺，利人利己。
　　敏姐本已說好介紹我去一個加油站工作，但老孫極力反對，他說在美國找工作很容易，不妨找個比較理想、收入多的。所以當他去修閃光燈時，順便問老闆要不要工人？剛好工廠缺人，老孫便叫我去考試，當場考完一些基本的電學知識，立刻錄用。
　　由於事先沒有準備，更沒想到剛到美國就有了工作，如何上班立刻成為首要問題。我沒有汽車，也不會開，甚至於根本沒開過。然而在美國，尤其洛杉磯是有名的專為汽車族所設計的都市。這裡的居民除了未成年的小孩和行動不便的老人外，人人有車，有些人甚至還不止一輛。
　　我第一天上班是搭公車去的，由住家的好萊塢到我上班的伯本區，開車不過十分鐘。可是轉兩班公車，卻花了我三個小時。老孫一再叮嚀，說等公車很難，可是怎樣也想不到，竟難到這個地步。
　　我決定要買部車，錢雖是問題，還可以向老孫借，麻煩的是要先學會開車。在美國時間就是金錢，有什麼方法能在最短的時間內，同時解決買車、學車、開車三件事呢？
　　我的看法是，先買車再學開車，因為我怕麻煩別人。老孫不贊成，說在美國如不先學會開車，沒考上駕駛執照，出了車禍可是吃不了兜著走。我爭不過他，只好在他的指導下，先在一個公園裡學了十幾分鐘。車子能動了，自己覺得相當不錯，但是老孫認為還差得遠。
　　我心急如焚，等不及了，便去找姐夫，說是要考駕駛執照。姐夫以為我會開車，便帶我去一個地方，說認識那裡的考官，說不定比較容易過關。
　　因為姐夫是外交官，家裡經常舉行酒會，邀請一些「大人物」。以一個駕駛官而言，一輩子也沒有幾次機會可以和那些大人物來往。所以姐夫樂得送個人情，有酒會時，也順道把這位考官請去，做做國民外交。結果兩個人成為好友，也方便了我這個考生。
　　果然那位考官非常賣帳，儘管我的技術欠佳，所幸他手下留情，七扣八扣還得了七十多分。感謝姐夫和他的關係，我通過了考試，成為汽車俱樂部的新會員。有了駕照後，再以分期付款買了部流線型的「柯威爾」二手車。車一到手，第一件事便是以八十里的速度，在高速公路上飛馳了一陣子，享受一下「行動自由」。
　　那時已是深夜，等我想到該去姐夫家表達謝忱時，已在高速公路上失去了方向及距離感。直到買來地圖，按圖索驥找到姐夫家時，我才知道剛剛已經開到內華達州了！
　　那次的冒險給了我極大的信心，就像一個未曾在刀山上失手的人，總會一而再、再而三地，不斷在刀尖上打滾。好在我運微命大，總能在剃刀邊沿全身而退。
　　上班的伯本，是一個住宅兼工業區，位於好萊塢北方約十餘哩，工廠及辦公室林立。而我居住的地方，就在中國大戲院旁邊，剛好是好萊塢的商業中心。所以，每當上下班時，與車輛流向恰恰相反，高速公路上經常暢通無阻，幾分鐘就抵步了。
　　由於時間充裕，我又念念不忘往日未竟的夢想，便參加了一間著名的繪畫函授班，按步就班地學畫。但時間還是太多，再說音樂也好，繪畫也好，其實我真正不能忘情的，卻是電影。今天誤打誤闖，來到了好萊塢，為什麼不乘機求教一番呢？
　　就在住處不遠，我看到一家甚具規模的影劇補習班，宣傳看版上，掛了不少電影界有名的人物。我決定去修習編導，明知道自己的英文很差，好在學的是觀念和原則，所以硬著頭皮，又做了老貢生。
　　由學習中，我發現美國專門培養技術人才，不論是繪畫或是電影，都有一套一套的公式。照理，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長處，教者應該因材施教。事實上不然，在函授繪畫班上，我很快就看出「對方」只是一個機構。我完成一部份課業，他們就寄來一些資料，內容與我的程度、學習的優劣無關。
　　以商業立場而言，這是無可厚非的，可是這所函授學校標榜「因材施教」，說每個學生會有一個名畫家親自指導！我也選了一位名畫家，且是一位中國人。我常在畫稿旁寫些意見，請老師指正，可是從不見回音。
　　電影班更好不到哪裏去，編導班共有二十多人，由一位「名導演」（導過電視劇Smoking Gun ）授課。這位老師吊兒郎當，最喜歡指導親吻的戲，常找些演員班的學員來實驗，每每一堂課就在吻來吻去中結束了。
　　可是，我也有收穫，那是這位老師無意中透露的。
　　記得是有位學員問他一個問題，我沒有聽懂，導演老師說：「不必擔心，這個有公式！」
　　那位學員又連續問了幾個問題，答案都是：「有公式！」
　　只怪我英文不好，難道是上數學課嗎？
　　下課後，我去問那位同學，什麼公式不公式的。
　　「我是問他系列戲劇與單一戲劇的發展技巧，他一講我就懂了，他是說一切都有一定的公式，連單一劇都不例外。」
　　「戲劇是創作，怎能有公式呢？」
　　「現在是商業，要大量生產，所以只要會用公式就好了。」
　　「那他為什麼不教這些公式呢？」
　　「啊，用不著，書店就有。」
　　「那我們在這裏學些什麼呢？」
　　「學什麼？等機會呀！」
　　「等什麼機會？」
　　他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，才發覺這個東方人是個白癡。
　　「等他提拔呀！哪天他拍戲需要幫手，就會在我們這裏找。」
　　原來如此，這一來，我也懂了，真要學電影，還不如上電影院。一部好片子，裏面有學不完的寶貝，所有的藝術，都只能自己在實際生活中去體驗。因為藝術不是知識，只能依感官的觀察與意識的表現，而不是在課室中、藉概念的學習得到的。

　　我工作的地方雖號稱工廠，其實是間小店，專門裝配及修理各式閃光燈。店名叫「諾曼企業」，只有老闆、一位女秘書、工程師及四個技工。當時所規定的最低薪資是每小時一元七角五分，我們工廠採用工時制，我每小時可得兩元五角。工作多時，每月可以賺到八百多元，比老孫的收入還高。
　　人生是多麼的不公平！同樣的我，在巴西拼命工作，不過月入十幾元美金。美國只因國家富強，便人人沾光，偏生人們愚昧至極，只顧當前的蠅頭小利、不肯先努力使國家富強！
　　諾曼工廠裡熟練的技工，平均每天可以裝配及測試一個閃光燈頭，我一去就發現他們的工作方式很不合理。等我把各種情況弄熟了，便自行設計了一條生產線。一個月後，平均每天可以生產十個燈，甚至有一天我創造了生產十七個燈的記錄。
　　老闆名叫諾曼，年紀和我差不多，他很欣賞我的工作，每個月自動給我加薪一次。到了第三個月，已加到三元五角一小時。他告訴我，那是技工最高的工資了，以我的能力應該還可以再加上去，但是必須先通過工程師鑒定考試。我看了看考題，知道毫無希望，也就心安理得安分地工作下去。
　　諾曼又開始教我設計電源供應器，原先是由一位工程師負責，一個月只能設計一台，而且常常在測試時爆炸。最初我也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勝任，一個星期後，我完成了一台。測試之下，一切良好，那位工程師憤而辭職，此後即由我來代理。
　　我以為美國人講究效率，加上諾曼做事合情合理，士為知己者賣命，我那個改不了的老毛病又發作了。
　　我們的產品設計得很差，外形不美，而且又大又重。這種閃光燈多半是供應給一些流動的家庭攝影師，他們每天揹來揹去，巧拙輕重之間有很大的區別。我研究後發現，以現有的材料，體積至少可以節省四分之三，重量可以減輕五分之四。
　　哪知諾曼堅決反對，他說我不懂做生意的門道，顧客要求的是「貨真價實」，只有做得又大又重，買者才肯出高價，我們才有利潤。同事們也對我抱怨有加，因為我們是計時論酬，工作效率提高了，工作時數便相對的降低，錢也就少賺了。
　　葉落知秋，以一個小小的工廠，只有幾個人，大家成敗與共，才有安定的工作機會。老闆不求改進，滿足於現狀，工作人員則只顧自己的利益，不為經營者設想。長此以往，怎能在市場上與他人競爭呢？
　　同事中有位名叫彼得的小夥子，個子很高，喜歡打籃球，和我興趣相投。他每天裝一個燈，慢條斯理，不慌不忙。有一個星期天，他邀我去打球，我們一矮一高，組成一隊天龍地虎，倒頗引人側目。
　　休息時，我正在喝沙士，突然聽到他說：「你知不知道你在幹什麼？」
　　「我在『喝』碳酸飲料。」我以為他在教我英文，所以特別強調「喝」這個字的「現在進行式」。
　　「不，我是指在公司裡。」
　　「啊，混日子。」我才知道又是老問題。
　　「如果你想多賺點錢，我絕對支持你，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，我敢擔保諾曼不會再給你加薪了。」
　　「我知道，我只是盡責任。」
　　「狗屎！你的責任是一天做一個燈。」
　　一來我不願跟他爭，二來我再有理，用英語也講不出，只好說：「可是我『不會慢』！」我想說的是「慢不下來」。
　　「狗屎！『不會慢』，沒有這種事。」
　　「真的。」
　　「狗屎！狗屎！」
　　連續幾個狗屎，把我惹毛了，我用著半生不熟的英語，發起高論來：「做得多，公司賺了錢，公司就會大，公司大，我們大家有好處。」
　　「你在做夢哩，公司再大，諾曼也不會多給我們一毛錢。」
　　「至少…」我不會說有「面子」，改口說：「有希望。」
　　「狗屎！我們唯一的希望，是自己有錢。」
　　「怎麼能自己有錢呢？」
　　「等機會呀！機會到了大撈一筆，誰不是這樣？」
　　「可是國家…」我想說這樣國家就很危險了。
　　「什麼國家？國家就是要幫我賺錢的。」
　　不同的意識型態，加上我受限於語言，再談下去只會傷感情。或許他的想法有點極端，但我所接觸過的人，不論在巴西還是在台灣，這種論調好像是種流行的時尚。看來極端的應該是我，至少，我不合時代潮流。
　　美國的人口比中國少了五倍，可用的土地則大了十幾倍。再加上他們沒有歷史包袱，沒有不斷的天災戰禍，又承襲了歐洲的工業文明。人在富裕之餘有這種自私自利的思想，原也符合人性。可是為什麼中國人也有這種想法呢？尤其是高級知識份子。如果有能力的人只為自己謀利，那整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呢？
　　美國人沒有國家觀念，是因為國家形成的時間短，又得天獨厚，還沒有經歷到國破家亡的慘痛。就像人在青少年時期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一切欣欣向榮，充滿希望。然而，一近中年，生老病死的際遇紛至沓來，雙親或尊長不是大限將到，便是病痛纏身。至於自己，不成家固然不可，成了家，各種負擔宛似無止盡的夢魘。
　　美國目前還是一個年輕的國家，美國人正是時運當頭。唯有等到國力耗盡、資源枯竭之時，才會重新整理他們的經驗，認識到人間真相。

　　立妹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學教心理學，寒假時邀我去玩。多年不見了，她結了婚，生了個乖巧的女兒。往事好像天邊的浮雲，雖然是親兄妹，基於特殊的家庭狀況，我對她的瞭解卻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迷霧，連想像都著不上力。
　　我乘著灰狗巴士，橫跨了加里佛尼亞、內華達、亞利桑那三州，沿途見識到美國的峽谷與大漠。在這個時代裡，中國人在種種原因下，宛如世紀初的猶太人，天各一方、骨肉飄零。我心中感慨萬分，真的不知道應該如何與她敘舊。
　　那時車外下著大雪，一望白茫茫無際的大地，心中冉冉浮起幼年時的北國風情。母親在我的心底，一直是一個枯瘦如柴的影子，成年躺在病床上乾咳。那種咳聲斷斷續續，有氣無力，既夾雜著無比的痛苦，又代表著無助的掙扎。
　　由於台灣沒有雪，失去了聯想，回憶之窗也就緊緊地關閉著。這時，在灰沉沉的天空中，一些輕靈細白的雪花，緩緩地游移到眼前。甫接觸到車窗上的玻璃，就依附不去，由一朵朵六角形、伸展著纖毛的小精靈，頓時化為一片半透明的光影。
　　透過光影的芒彩，一幅一幅鮮活的景像，突然躍入眼簾。
　　記得在北平時，母親完全不像是個病人，她常帶著立妹與我去北海公園溜冰。還有一個瘦長的身影，也同時出現在回憶裡。我們叫他三舅，他很會唱歌，我記得最清楚的，也是他經常唱的一首：「月兒高掛在天上，光明照耀四方，在那靜靜的黑夜裡，想起了我的故鄉…」
　　一樣的是雪花飛舞，不一樣的，卻是那一去永不復返的溫馨。
　　我們在北平的家，原來是座王府，當時的市長徐惠東先生借我們暫住。我們住在前院，後面還有一進，徐市長的三位舅子就住在那裡。
　　二舅喜歡喝啤酒，我不喜歡那香澀而辛辣的感覺，但為了找他們要小說看，經常要小小的忍受一下。三舅也喝酒，他一喝就唱，一唱就被攆出去。
　　永遠是白皚皚的雪地，永遠有三舅的影子，似乎和母親凍紅的雙頰、無聲的緘默密切得分不開來。
　　在那神秘的回憶之窗中，唯一的例外是一團爐火，母親緊緊的抱著立妹與我，三舅則靠在窗櫺上。靜靜的，正如同封凍的、停駐在我眼前的光影。
　　三舅的歌聲響起了，永遠是同一首，他低低的哼著，我好像也聽到了母親的哼聲。一片暖意，一種我很少感受到的祥和，漸漸地化為虛無…
　　接著，一片茫然，我搜竭枯腸，卻再也記不起什麼了。巴士到了新墨西哥，一見到立妹，別的還沒說，我開口就問她：「妳記不記得，我們住在北平時，有位三舅…」
　　「當然記得，他很會唱歌。」
　　「後來呢？為什麼我想不起後來怎樣了？」
　　「後來他從軍，打日本人去了。」
　　我在立妹家住了兩天，好像去過白沙空軍基地以及一些名勝。但是我卻什麼都不記得，對妹夫的印象也很淡。因為那寒得徹骨的風雪，早已把我召回過去的歲月中，回憶像一團濃霧，黏黏地、綿綿地佔據了我整個的心。

　　電影及繪畫函授目前都是紙上作業，為了充分利用在美國的學習機會，我急需一些實際經驗。在朋友的介紹下，我又參加了一個業餘的戲劇團體「東西劇社」(East West Player)，是由一些愛好電影藝術的東方人所組成。他們在洛克斐勒基金會的支持下，經常在一個教堂中排練，並在各處演出。
　　東西劇社的成員不多，大約有二十餘位，因為相處不久，名字都淡忘了。只記得負責人有三位，日本籍的麥可，一位中國女仕及一位韓國人。在我離開以後不久，他們幾個都到好萊塢跑龍套、演電影去了。
　　我才加入就發現他們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，不過是想打入美國的娛樂界而已。由於美國社會的結構，白種人主導所有的利益集團，好萊塢自不例外。但是各族群的自主意識不斷的升高，急於參與白人社會。為了安撫他們，美國政府制定了一些律法以保護少數民族，東西劇社就是想以團體的力量，來分享一些保護的利益。
　　我曾向麥可建議，與其只是參加好萊塢的演出，不如提供一些素材，讓他們重視東方傳統的文化，大量生產有關的產品。麥可不同意，他認為憑表演我們還有機會與之一爭長短，談文化則美國已經到達了世界頂峰，東方是望塵莫及。
　　我最後一次參加的活動，是一個「東西方服裝展覽會」，場面相當盛大，有不少中、美「明星」助陣。到了現場我才發現這個活動完全是某一服裝公司，利用東西劇團的名氣，推銷自己的產品。為什麼一個有志於戲劇藝術的團體，經費已經有了著落，卻不務「正業」，甘願為五斗米折腰呢？
　　在老孫的介紹下，我也見識到了這裡的「留學生社會」，我之採用這個名稱，是因為他們是很特別的一群。他們既不能溶入美國社會，又與早先來美的「老華僑」涇渭分明。基本上留學生都受過高等教育，在美國擁有理想的職業，生活條件相當優渥。但是在心理上卻是矛盾深重，對自己的國家以及美國社會，都是既愛又恨。
　　他們最難以忍受的，是子女們在美國社會的成長過程。自由放縱的社會對孩子們而言，正是如魚得水。父母看在眼裡，急在心裡，既無力也不能干涉。
　　美國人的社會表面上看來很開放，其實他們極其孤獨。每個人在工作之餘，除了家庭就是一些私人的交誼，外人很難介入。這是因為他們從小就養成了獨立的精神，認為個人的自由大於一切。
　　中國人一向過慣了團體生活，經常要串門子、閒話家常。即使到了美國，這種習慣一時也改不過來。結果是一到假日，「老中」們總要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，或打麻將、或結伴出遊。自然而然，父母也希望孩子們能打成一片。
　　可是，孩子們卻很難適應，他們最怕的是講中文，加上年輕人的特殊文化與社交，使他們與父母的距離日行日遠。
　　我所認識的朋友中，有兩家人正好是兩種典型、一樣心理。一家姓史，一家姓李，先生們都在一個石油公司任職，且都入了美國籍。史先生認為在美國的生活是臨時的，遲早有一天會回到自己的國家，所以很強調孩子們的傳統教育。而李先生一方面認為自己是美國人，卻又希望兒女知道自己的根，以免成長後迷失在西方社會中。
　　那時我們的話題常繞著ABC 打轉。所謂ABC 是指「美國出生的中國人」。據他們說這樣的孩子在成長後，既不能被美國社會認同，又不願承認中國的背景，心理上極不正常。所以對如何讓下一代幼小的心靈中，建立起自尊自信的認知，誰都沒有答案。
　　由史、李兩家的問題，我更體會到國家的重要性。更明確地說，應該是文化的重要性。也就是說，國家賴以存續的思想文化，才是人們生活的泉源。
　　什麼是國家？美國難道不是國家嗎？為什麼這些高級知識份子，經過千辛萬苦，做了美國人之後，卻希望他的子孫保留中國文化思想呢？
　　我不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體有多麼重要，除了政客們擁權自重之外。國家實際上是一群擁有共同文化認知之個體所組成，人與生活習慣是主體，政體只是權與利角逐的結果。事實上，能令人民團聚在一起的，只有思想文化、風俗習慣而已。
　　只是我們這可憐的一代，在政體長時期的鬥爭下，外力入侵，文化破產。人民對國家民族失去了信念，只得追求一己的幸福，終至飄流海外。到最後，連期望在子女身上保留那一絲的懷念，都困難重重。
　　美國是個朝氣蓬勃的社會，以個人能力或才智而言，美國人、中國人或巴西人並沒有多大的分別。然而美國有先天優良的條件，社會制度又讓人民得以充分的自我發揮，再加上各代的移民大半都經歷過原來社會的排擠或迫害，所以很能珍惜這種難得的機會。
　　但是，我也看到了美國的隱憂。新生一代的美國人，把自由視作理所當然的「人權」，把自然的資源視為私產，恣意濫用，揮霍無度。在好萊塢的日落大道上，每天都有成群的年輕人，穿著怪異，或駛飛車呼嘯而過，或麇集在酒吧間，以麻醉品互娛。不錯，那是他們的自由，在不需要奮鬥的生活中，無法體驗真正的痛苦，他們需要快樂，卻不知道快樂是什麼。
　　此外，在飽暖富足之餘，人們淫欲的念頭油然而生。商人為了謀利，大量利用聲色廣告，極盡挑撥誘惑之能事。藉著自由之名，人人放縱於肉欲，而且津津樂道。不要說一般人，連自制能力一向很強的我，也禁不住心動神搖，方寸大亂。

　　有一段時期，我常常後悔輕易的離開巴西，與艾洛伊莎失之交臂。美國社會既有人種歧視，又有語言隔閡。不僅生理的壓力難以解決，生活上的緊張也無法疏解，每天只是工作、學習。資本至上的環境、把人緊緊的控制著，容不得任何人自行作主。
　　我原以觀光名義入境，目前在此是非法工作，朝不保夕。不論我是否打算長期留在美國，都必須先取得居留權，以免後患。根據律師分析，我學的是農，又沒有足夠的農場經驗，因此希望非常渺茫。有人建議我去辦假結婚，只要一千多元就可以，這種事我也做不到。
　　有一天，無意間在雜誌上看到一則電腦做媒的廣告，我心中一動，難道…？
　　正如同艾洛伊莎所說的，普天之下絕不可能有一個完全符合我期望的人，更別指望誰會在哪裡等著我。如果決定留在美國，何不乾脆與美國人結婚算了？既然我沒有時間及機會交女友，唯一的良策就是請電腦作媒了。很可能有一位與我一樣的女怪物，不僅與我想法、觀念、興趣雷同，至今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再如她也想利用電腦找一位知心怪物，那豈非大好的良緣？
　　就算我不打算留在美國，若能找到一個知心的人，又有什麼不好呢？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理想的對象，不必管對方是中國人、巴西人或美國人。不去找，永遠不可能得到，若要找，就要用一個有效率的方法。
　　只靠通過朋友介紹，接觸的範圍及選擇的條件都有限。我雖然不知道電腦作媒可行性如何，但是參加的人多，選擇的機會一定比較大。再說，見識一下這最時髦的新玩意，不論成敗如何，總會得到一些經驗。
　　花了一百多元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，填了一大堆複雜的表格，我參加了一家電腦做媒俱樂部。一個多月後，電腦通知我已找到了理想的對象，我約她共進晚餐。一見面，她開口第一句話就問我是不是一定會跟她結婚。我說一定不會，她聽了，回頭就走。
　　第二次則是連面都沒見就吹了，在電話裡，她一直糾正我的文法。我當然希望有個認真負責的英文老師，但是面都還沒見著，誰知道她下一步要糾正我什麼？
　　我到俱樂部去抱怨電腦不靈，他們說是我資料填錯了。重填資料時，我才發現那些條文式的內容，都是些具體的數字以及簡單的說明。
　　比如說：「你是不是希望對象很美麗？」相信沒有一個人會說「不」的，但電腦又如何去判斷一個人美麗與否呢？再如另一個問題：「你認為自己是不是有吸引力？」該怎麼回答呢？難道也有人說「不」嗎？
　　至於我所關心的文化素質，偏偏在問卷中找不到影子。雖然有下類的問題：你喜歡音樂嗎？喜歡藝術嗎？喜歡運動嗎？但這些話能代表什麼？音樂學院裡的同學沒有一個不喜歡音樂，可是我一見到佐治，就受不了。
　　除了這些是與否的問題外，還有的就是一大堆數字，如身高、體重、胸圍、臀圍等等。總之，問題是不少，卻沒有一項能代表我這個怪物所要知道的。
　　要想根據這些來決定婚姻大事，豈非緣木求魚？我當初居然信以為真，甚至在第一次填資料時，還真以為這是所謂的「科學方法」。
　　反正已經上了賊船，我決定再試一次。電腦挑了兩個月後，又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。在那個週末早上，我便打電話與她聯絡。對方好像很驚訝，我首先告訴她，我是中國人，是電腦介紹來的。她立刻說好極了，約我馬上去她的公寓，見面再談。
　　到了她的公寓，按了門鈴。開門的是個小男孩，我說：「我來找XXX。」
　　「就是我呀！進來！進來！我先去換衣服。」
　　她進了內間，我環目四顧，沙發上、地上、架子上到處是書，都與社會、經濟、政治以及哲學、思想等有關。這倒不錯，我們應該不愁沒有話題。此外，她還有個非常昂貴的音響，只是我看不到一張古典音樂唱片。
　　不一會兒，她換了女裝出來，短頭髮上還夾了一些髮捲。她身上散放著濃烈的香水氣味，令我頭昏腦脹。
　　「走，你會打保齡球吧？我帶你去。」
　　「我不會打保齡球。」
　　「啊？」她好像不相信似的：「沒關係，保齡球館就在附近。」
　　「開誰的車？」
　　「你開，我會告訴你怎麼走。」她說話時截金截鐵，動作也頗有男人之風。
　　我知道當時在美國有所謂的女權運動，因為我不瞭解西方社會的背景，無法表示意見。在中國，封建時代的女性確實沒有社會地位。民國以後風氣漸漸開放，雖然難免有工作及待遇的區別以及基於生理、心理的顧慮外，實際上並沒有刻意的性別歧視。
　　人的性別決定於大自然的排列組合，為了爭取女權，連動作行為也效法男性，我不能表示贊同。異性之間的吸引力，多多少少是來自不同情趣的調劑，我怎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和男人一模一樣？這一剎，腦海中又浮現了艾洛伊莎那千嬌百媚的神情，深恨自己跑到美國這種地方來。
　　上了車，我還在暗自盤算，應該用什麼方法，將話題導引到彼此都有興趣的事物上時，她已先開口了：「你多大年紀？」
　　「今年三十歲。」
　　「你學的是什麼？」
　　「農藝。」
　　「大學畢業沒有？」
　　「有。在台灣讀的。」
　　「你生過什麼病沒有？」
　　這個問題很難回答，淋病不好意思啟口，也不知英文怎麼說。事實上，不管哪一種病，我都不知道英語字彙，這不能算是欺騙吧？
　　「沒有什麼嚴重的病。」
　　「好，你結過婚沒有？」
　　「沒有。」
　　「很好。」她滿意地說。我發動了車，正想問她要怎麼走，她又問：「你家裡有幾個人在這裡？」
　　「沒有。我們怎麼走？」我怕插不上口，忙搶著問她。
　　「什麼？啊！很好。向前一直走。」幾件事一氣呵成，她顯得很有魄力。
　　我最怕這種調查式的問答，想改變一下話題，便說：「妳對社會學很有研究吧？」
　　「現在不談那個，你喜歡旅行吧？」
　　「是的。」我很識趣，誰知道？說不定她真是在做調查工作呢！
　　「很好。你喜歡音樂吧？」
　　「是的。」
　　「很好。你喜歡…」
　　不等她說完，我必須求証一下她所說的音樂是否與我所說的相同：「慢著！我指的音樂是古典音樂，是二十世紀以前的。」
　　「啊？那些老古董？」她不屑地說。
　　「是的，我是老派的人。」我必須讓她知道這一點。
　　她想了一會兒，決定撇開這個討厭的問題，又問：「你每個月收入多少？」
　　「大約八百元。」
　　「嗯，好。你工作多久了？」
　　我實在厭煩於這種談話，怎麼辦呢？她想瞭解我，這是她唯一熟悉的方式，我沒有理由拒絕。即使以後不再見她了，為了禮貌也應該應付下去才是。我想到車已開了很久了，不如先到保齡球館，打打球也比這種採訪有趣。
　　「球館到了沒有？」
　　她驀然醒悟，四下張望了一陣，說：「過了頭了，轉回去吧。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哩！」
　　我實在受不了了，她仍然咄咄逼人地追問不止。我們在同一條街上轉了三圈，她還在問我喜不喜歡吃漢堡，我乾脆把車子停在路邊，不耐煩地說：「現在妳問吧！」
　　她可能自知有點失禮，便說：「我很滿意，該你問了。」
　　「我沒有問題。」
　　「什麼？你沒有問題？你不想瞭解我？」
　　「這樣的問答又能瞭解什麼呢？」
　　「難道你不覺得這樣最有效率？」她大為驚訝，天下居然有我這種笨人。
　　我無法回答，效率？難道我們在做生意嗎？這時，街頭有遊行隊伍經過，我看得出是反越戰的活動。我突然靈機一動，她的政治立場應該是自由派，在那時，我只知道美國有個尼克森，那是台灣輿論界最推崇的。如果她喜歡，我便表示反對，反之亦然。以她的個性看來，不大可能妥協，於是我問她：「妳對尼克森的看法怎樣？」
　　「尼克森？哼，他是個失敗者！」
　　好極了，我極力反擊，我說他是英雄，世界的救星。我們和諧的關係彷彿冰山一樣，瞬間就崩塌了，爭了一會兒，她說：「你送我去前面那間美容院吧，我要去洗頭髮。」
　　「好的，我在外面等妳。」
　　「不必了，我會找朋友來接。」
　　感謝尼克森，否則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脫身。

　　到了八月，家裡又來信，說父親垂危，臨終前想見我一面。
　　這是團結中國社會的基本力量，父母如果不能在去世前見到他們的兒女，可以稱之為死不瞑目。當然逝者已矣，誰也不知道瞑不瞑目有什麼分別。但是做子女的，長期在「百善孝為先」觀念的灌輸下，總不希望在腦海中存著一副永遠睜著雙眼、憋著最後一口氣，老態龍鐘的親人的模樣。
　　在一般人的眼中，我父親待我太過嚴厲，使我喪失了童年快樂的時光。可是沒有人比我更清楚，不幸的遭遇、苦痛的過去，正是我一生中最豐富的資本。在當時我確曾怨天尤人、痛哭流涕，深恨命運對我不公平。到如今，我親眼見到很多在父母呵護下成長的青年，一旦面臨了無情的、競爭慘烈的社會，在沒有心理準備下，弱者被強者殘酷地欺凌，強者與強者則無休無止地做殊死戰鬥，以往賴以依仗的庇護呢？而今又在哪裡？
　　歷經了幼年深巨的痛苦磨練，我才成為真正的強者，除了我自己，天下沒有任何人、任何力量可以撼動我分毫。這種堅強的心理建設，不正是父親的恩賜嗎？不正是中國歷代的先賢大德，累積了幾千年的寶貴經驗，賦與傳統文化的精髓嗎？
　　從功利主義者的立場來看，我一無所取，沒有金錢、地位、事業，甚至連家庭都沒有。然而，那些並不是我所要追求的，從古到今，人生生死死，又有幾個勇於擺脫世俗的牽絆，稟持著明確的原則，邁向理想的未來？
　　我知道自己還有很多缺點，有時候也會迷失方向。但在黑暗裡，在迷霧中，我總能藉著過去痛苦的經驗，找到一線光明。也能利用千錘百煉的理性，克服自己，繼續前進。
　　直到這一刻，我還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麼，唯一所能稟持的原則，就是不斷地觀察、學習。此外，更要摒除私心，順應環境變化，最後希望能找到一種放諸四海皆準、有助於所有人類、徹底解脫痛苦煩惱的方法。
　　既然父親要見我最後一面，不管目前情況如何，我都必須回去。
　　我向諾曼辭職，他大吃一驚：「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？我可以給你加薪，我們的工廠正在擴充，忙得要命，所以忽略了你的問題。」
　　「謝謝你，是因為我父親病重，要見我最後一面。」
　　「見你一面？見到你，他的病就會好？」
　　「我想不會，他已七十九歲了。」
　　「那你回去幹什麼？」
　　「這是我的責任，我是他唯一的兒子。」
　　「那你要去多久？」
　　「很難說，可能回不來了，未知的因素太多了。」
　　「我不懂，你自己想想，這樣做太冒險了。」
　　「我沒有選擇。」
　　「當然有，你不必回去，你看，我們的事業一天天在成長，將來也有你一份。你父親是你父親，你是你，哪裡有只為了回去看看他，而不顧自己前途的事？」
　　他不瞭解中國人，就像我不瞭解他一樣。最後，他只好搖著頭，送我兩百元美金作為路費，還加了一個註腳：「就因為這樣，你們中國不可能強大起來。」

　　一回到台北，我就趕到醫院。父親已經又瘦又乾，雙目深陷，但卻睜著雙眼，躺在病床上，一動都不動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說：「爸爸，我回來了。」
　　彷彿是從一個遙遠的地方，歷經艱辛的跋涉，他緩緩的把呆滯無神的眼珠移向我這邊，注視了很久很久。突然，最後一點生命的火花燃起了，乾澀的眼眶中泛起了一絲淚痕，臉上的肌肉微微抽動。他顫抖著烏黑的嘴唇，說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，如同夢囈一般。
　　「吃過飯沒有？」
　　我大聲說：「爸爸，我吃過了。」
　　他仍然看著我，蒼老而枯皺的臉上，顯出無比的勞累，卻又平靜而安祥。他可能有很多話要說，也可能本來就沒有什麼可以說的。總之，在這一刻，一切都顯得多餘。漸漸地，他疲倦地闔上了眼睛，從此以後，再也沒有睜開來。
　　我們把他接回家中，他如同植物人一般，不吃不喝，全靠點滴維持生命。一個月後，終於與人世永別。
　　人生的意義在哪裡呢？他賦與我生命，教育我以文化，最後，他卻成了一具枯骨。我是否也將步著他的後塵，在昏黃的晚景中期待著游子，一代一代地就此傳衍下去？所傳的又是什麼？是生命？是文化？抑或還有其他我尚未瞭解的？
　　我們兩代之間曾有一道很深的鴻溝，那是時代在人際關係上所刻下的痕跡，沒有是非對錯，只留下淡淡的惋惜。
　　父親沒有留給我一文錢、一片土地，但是那看不到摸不著的影響以及人生的價值觀，卻如同生命的本質一般，與我同存。他並沒有死，「死」只是一個很通俗的概念，代表一種生命力的移轉。當毛蟲結成蛹後，會變化成蝴蝶；當蝴蝶羽化了，又變成一粒粒精巧透明的卵。生命從來不曾「死」過，只是不斷地開展。
　　人的生命期比較長，除了生命的更續之外，還有在生命過程中累積的許多認知。這些認知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，也不是書本中可以提煉出來的。唯一的管道，即是每一個人自己親身的體驗。
　　「死」只是代表一個過程的終止，人體雖然化為塵埃，人的經歷卻永遠存留。環境永遠在變化，而生命需要生存，生存的經歷便是生命生存最有價值的借鏡。
　　人類千萬年來所積累的認知，在一代一代之間不斷地傳衍，匯為長河、巨流。難道這不是一種生命，難道只有與草木同朽的身體才算是生命？
　　生命到底是什麼？如果用邏輯來推論，正因為人「有」生命，所以人一定「不是」生命。人只是一種具有生命的機體，機體當然與生命有別。再進一步看，人有生命，人又有認知，是否「生命」與「認知」同是「人」的屬性呢？
　　如果是的，那麼在認知的立場，生命的意義就比較容易瞭解了。在大自然的進化中，許多現象基於環境的變化，隨起隨滅，消逝得無影無蹤。唯有能永存在大自然中的現象，可視為「有意義」。而生命需要知識以增進延續生存的機率，所以，生命的意義可以說就是不斷地追求、傳衍所獲得的認知。
　　目前，我的認知是：父親的責任告一段落，以後就輪到我了。
　　辦完父親的喪事，我才發覺當前的第一個責任，就是維持家計。不管我願不願意，這個責任已自動地落在肩上，再也瀟灑不起來了。

　五、歸途
美國、打工、雪地、父喪